对于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而言，繁华、时尚和现代似乎只是其中一个占比较小的印象，更多人还是会感喟日本社会所呈现出来的“软实力”。比如，公共交通系统。日本的公交系统似乎永远都不会迟到。很多年前流传一条新闻，说一辆日本公交因为比预计时间晚点1分钟，却遭到市民的投诉，公交公司也被开出来一个“巨额的罚单”。

日本公交站，运行时间精确排列

其实，确保日本社会安全有效运行的不仅是它发达的科技，还有一种潜移默化发生作用的“文化基因”，我们可将其称为“准时文化”。准时诠释着一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准时象征着工业文明的秩序标准。当然，准时文化背后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民族认同。

无论如何，日本公交为什么总是那么准时，这首先是一个很能引起大众好奇心的话题。

不迟到，就是不迟到

为了做到准时，日本有一套“自成一派”的公交车通行系统。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的公交车的“地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私家车更是要在行驶中让行公交车。道理也很简单，公共交通服务的对象更为普遍，事关公共福祉。

日本政府及公民在意识上对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视，驱使日本公交车系统升级为传说中酷炫的“黑科技”。令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是，日本的公交系统已嵌入了类似我们国内口口声声提及的“人工智能”，可以说是颇具互联网思维了。

极具智能化的日本公交车

日本的每一辆公交车都配有一个神秘的“智能联网装置”，智能网络会根据车辆在具体行驶中的情况，向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发送出无线信号。如果一辆公交车比预计的时间迟了，它就会替代交警的特权，来“任性地”延长绿灯通行时间并缩短红灯等待的时限。如此说来，公交车就像是一辆行驶在富士山前的“新干线”，畅通无阻地穿梭于都市的钢筋水泥之中。

除了“黑科技”的网络系统，高效的专用公交车道也成为保障公交“分毫不差”的妙方。早在1995年，北海道札幌市就首次使用公交专用道系统，现在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这一制度。该系统的落实更是“加分”，公交司机只要在专用道上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开车，他就像是交通系统中的“国王”，享有行驶上首要的优先权。私家车、红绿灯都是他乖戾的“臣民”，为其安全且快捷地运行全力配合，保驾护航。

为确保公交车不晚点，日本司机被赋予很大特权

有科技、设施等硬件条件的加持之外，软性的国民素质也成全了公交准时准点的必备法宝。日本公交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

日本是一个汽车早已普及的发达国家，很多市民并不以开宝马、宾利等“霸王车”为荣。在他们看来，乘坐公交系统是一件既环保又经济的事情，私家车一般只在去偏远地带度假时使用。如此，公交的准时准点就成为全民共同关心的话题，若是哪个公交胆敢迟到，定会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2014年日本私家车保有量数据，东京、大阪已出现“少车化”趋势

少了私家车“穷显摆”所造成的路况停滞，“顺从地遵守”交通规则，才是可以“炫耀”的资本。即使在路况很差的窄路上，日本人也很少会抢道、“加塞儿”，这便极大地保障了公交车的顺利通行。在良好系统的框架之下，司机也可摇身一变，成为维护交通秩序的“守护者”。

图1：日本汽车销售量数据

图2：中国汽车销售量数据

日本逐年减少的购车需求，使公交系统在人们的出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上图所示，在日本汽车销量（图1）和中国汽车销量（图2）的对比数据中，拿2016年作为比照年份参考，日本汽车销量仅刚达497万俩，而中国同等数据竟高达2803万。私家车少了，交通拥堵的可能性就会相应下降，路况良好便会助公交车通畅运行以一臂之力。

即使在交通拥堵的时段，公交司机一方面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掌控路况，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对车内的乘客实施“温馨的提示”。哪些路段需要耗时多久、哪些车站需要停留几何等节省时间的贴士，不仅让乘客享受着犹如上帝般的细致照料，还客观上促使公交车的行驶更为便捷、更为高效。

耻感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弥漫在日本国度上空的“准时文化”，不仅在公共交通系统盛行开来，而且还扩散在服务行业、职场、商界、学界等各个领域、各大场所之中。人们会当然地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喜欢遵守规则，不能容忍迟到，这是它的文化。但是深挖掘一番，这种“准时文化”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文化景观呢？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东西方所流行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即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有关这两种文化最为直接的区别便是，罪感文化之“罪”依据的是个人自省，而耻感文化之“耻”则来源于外力批判。他认为日本就是属于典型的“耻感文化”的国度。

菊与刀，象征日本文化的“硬”与“软”

日本的成功，莫不是来源于外部所施加的“耻辱”，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二战后的崛起，都是源于一场场战争博弈过后的失意。失意导致耻辱，耻辱成就奋起。“落后就要挨打”的古训在日本同样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日本社会中蔓延的“准时文化”，不仅是日本步入现代化接轨发达国家的“标配”，还是原生型文化的一种基因激活和身份再塑。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公交司机不够准时就如同一个职场职员不够积极一般，会被视作不遵守规则、破坏秩序的“始作俑者”，更会遭受来自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外力批判。舆论的压力、社会的惩罚、人情世故的遗弃，都最终会让不守规则的人承担名利双输的惨痛代价。

日本新干线经过富士山

和日本相比，其他沉浸在“耻感文化”的国家或地区，似乎对“耻”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和透彻。同样发生了一件负面事件，在日本算是奇耻大辱，在他人看来却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置身在“耻感文化”包围的人们，是如何感觉到外力所施加的“文化压力”的？

日式集体主义

“耻感文化”要发生效力，固然有很多条件。比如，日本的地理条件较为狭小，人们居住地较为集中，所以一有雷霆风雨，便呈风吹草动之势。比如，日本的近代历史也让这个国家时常怀有忧患意识，总想通过外来各种力量的认可和支撑，来获取社会的安稳。但是我认为，耻感文化真正发生效力的条件，缺少不了日本“集体主义式”的认同文化。

在西方学者的眼里，集体运作的原始逻辑，并不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而是另外的一种“搭便车”的消极的文化心理。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消极地”做一个搭便车者。简而言之便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个人的精打细算造成了集体的“疯狂”。

日本街头人头攒动，秩序井然

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准时文化所依托的“集体认同”，很难发挥它的学术效用，难以派上用场。但是，西方学者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向度，即日本社会中的人，并非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理性人”。

从政治文化来说，天皇制下的“君”与“国”较为清晰地分离，日本人既有自身民族的认同心理，也有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土壤。“理性人”这一基于工业文明的代名词，在某些文化场中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从民族文化来说，日本人所奉行的“理性”，更侧重于集体主义的理性，即只有集体安全、集体优化，个人才可以分得一杯羹。

“感性人”

日本“集体主义式认同”的前提在于集体，其次才是个人。其实这种极具特色的认同观念，更是来源于东方文明，只是日本将深挖细掘，并发扬光大。

既然集体的顺序优于个人，既然集体的压力可以影响个人生活，那么，因为个人“理性”而导致集体“疯狂”的错误，就不能被原谅，甚至还会遭受来自绝对的集体认同的严苛审判。回到公交系统的准时文化上，公共系统健康运行，个人自然会从中获取社会福利。对集体绝对的信任和遵从，使得公共系统不敢怠慢，使得公交司机享有特权，民众当然也因不迟到，而不必受老板克扣工资。

对于日本这一东方文明国家而言，“理性”的顺序是和西方认知体系倒置过来的，即先要有集体理性，尚可谈个人理性。如果说个人理智导致集体非理智的话，那么倒过来，集体理性实可确保个人的“福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日本个体的文化心理似乎又是感性的，因为只有个人自觉地抛掉他们的“理智”，才能换来对集体的信任，才能成全社会秩序朝着更为健康有序的方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