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是一个文明基于天文学的经验而制作出用于判断气候变化的工具。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准确的历法计算更为重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古代无论哪个朝代都极为重视历法的修订。而由于东南亚地区长期受到汉文化影响，因此我国的历法往往也会因此传入东南亚的其他国家。这便是中原王朝所认为的“奉正朔”。

比如朝鲜或者说高丽，在历史就长期沿用我国的历法，这也被中原历代王朝视为其“服王化”的最重要体现。相比之下，日本作为高悬于海外孤岛上的势力，虽然自唐代开始也成为了东南亚地区秩序中的一环，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其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自然少之又少，同理，其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也远不如高丽、百越等地。中日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远不如和高丽朝鲜亲密，今天我们就从日本历法的角度来探寻这一点。

一、日本“汉历五传”之说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早在公元前12000年，日本就已经进入了绳文时代，然而直到公元3世纪初，日本当地的文明仍然没有真正进入铁器时期。虽然在世界历史上，并非没有技术极不平衡的文明，然而日本却并非是其中之一。

这时的日本，仍然处于“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的时期，不要说历法，就连可以勉强记录年月四节的习惯，都尚未形成。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四百年以后，在《隋书》的记载中，彼时日本已经成了“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的礼仪之邦。

这样的跨越在过去的年代里简直堪称奇迹，学者们认为，这一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很有可能是由于朝鲜半岛甚至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流民所带来的。这些流民为躲避战火来到了这块文明上未能及之地，并和当地土著开始了融合。最终使得这里的文明发生了巨变。

而历法也是从这之后传到了日本。据记载，自此之后，共有五种不同的历法传至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元嘉历》、《仪凤历》，唐朝初年编纂的《大衍历》，中期的《五纪历》《宣明历》。

这些历法的引入，对于隋唐两代的皇帝乃至士人来说，都是日本归于王化的象征，许多唐人还因此写诗赞颂，比如王维就专门为其好友晁衡即日本钱塘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写诗相赠：“海东诸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

大唐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在这些唐朝人的眼中，日本此时已经如新罗人一样，成为“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的教化之民了。这自然是大唐王朝教化天下的功绩之一。

二、日本“奉正朔”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的自豪感，真的完全真实么？答案可能让许多人感到有些错愕。日本对于隋唐两代的历法，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视和认同。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历法的呢？其实，从这些历法在日本的使用经过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我们来说说《元嘉历》，这一历法的传入其实有着颇多波折，此时的日本，正值钦明天皇当政，这位天皇在位期间，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交好，于是钦明天皇十四年，他派遣使者入百济，向百济寻求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人才引入。而《元嘉历》则是在这一阶段传至日本国内。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日本引用我国的《元嘉历》，并非直接向我国求取，而是从百济传入。这就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情况了。

要知道，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历法的重要性关乎正统，尊奉正朔的重要意义更是事关国体。比如唐显庆五年，大将刘仁轨在覆灭百济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活动就是“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

因此，无论是唐朝还是隋朝，还是之前的南北朝时期，一旦日本真的愿意沿用其历法，那么这些中原王朝自然不会有任何刁难之处，甚至直接排遣历博士为其进行历法的推行都并无不可。

然而，从《元嘉历》来看，日本其实并没有向中原求请历法的要求。在这之后的《仪凤历》，《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皆是如此，这些历法虽然大多在日本得到施行，但实际上它们真的只是作为一种“历法”，而非政治工具。

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则是《宣明历》，这一历法是我国传至日本的最后一部历法，但同样也是应用实践最长的一部。其沿用时间长达823年。

在过去，这经常被当做称颂我国古代历法计算精确程度的佐证，然而事实上，从事实上来看《宣明历》并非是太过杰出的历法，其在唐代的使用历史仅仅只有70年。而这其实也是历法的常见情况，由于计算终有误差，一旦长时间使用一部历法，那么其误差的积累将会因时间而越发庞大。而可以沿用八百多年的历法在历史其实从未真正出现。

那么《宣明历》在日本的长寿，其实反而可以推出一个相反的答案，那就是《宣明历》其实并不受重视。

三、孤悬于海外的日本

五部历法，其实只是说明了一个道理，日本人虽然重视从中国吸取先进的技术经验，然而却并不愿因真正融入中国所组建的东南亚秩序当中。日本第一次进入这样的序列，还需要追溯到倭国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此时的卑弥呼虽然是大和国一国之主，然而丹琪势力范围仍然仅仅局限于邪马台一地。

她之所以要出使中国，也是需要获得这一国家的政治认同，而结果也的确令她满意，她被魏王授予亲魏倭王金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位弥生时代的女王，被后世日本史学家有意无意间的虚无化。其首位女天皇的称号也被给予了后世的推古天皇。这其实也是日本对受封一事隐隐排斥的具体体现。

从日本数次对朝鲜半岛的入侵也可以看出，日本对于这样的藩属制度是极为排斥的，它一直想要建立真正属于它的新秩序。

在这些入侵朝鲜半岛的事件中，最为典型的，应数中日白村江之战。这一次战役，对于唐王朝建立在东南亚新秩序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使得日本被迫开始吸取唐王朝的先进文化。在这之后，日本对于朝鲜的侵袭告一段落，然而在这之后，日本也再没有真正融入这一新秩序中。

结语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历法“奉正朔”思想，其实远非国人所想。中日关系自唐代以来，也并非东南亚常见的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从这点上来看，所谓歆慕王化也只不过是国人站在历史真相之外的一种自我感动。孤悬海外却又时刻以日出之国自诩的国家，从骨子里就充满着对于大陆的挑战思维。若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甲午海战以及抗日战争的历史根源也就被我们所找到。

参考文献：

1.《关于东亚历史视域下的古代中日民族关系史研究动态》

2.《日本古代“奉正朔”的虚与实》

3.《《续日本纪》所载赴日唐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