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大国日本也小偷横行？隐藏在日本社会中的黑暗面

今年8月9日-12日，东京国际展览馆举办一年两次的Comic Market (コミックマーケット)，这是在东京举办的日本乃至全球最大型的同人杂志即卖会，简称Comiket，在这种没有一丝凉风，空气都好像凝固般的夏天，居然有74万人来这里逛漫画市场，而且竟然有新闻报道抓住一个45岁的中年扒手，趁人多拥挤偷钱包，被巡逻的便衣警察逮个正着。

另外，不久前，在附近的一家超市里看到这样一个警告：“扒窃是犯罪。无论金额大小都会报警。有时还要索赔处理案件所花费的时间的费用”。前两句的警告很常见，第三句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前都是让小偷付钱买下偷窃的商品，看来效果不大，为了遏制扒窃，要增加处罚的力度，打到小偷的痛处。不过，超市无权罚款，便以这种形式索赔。

东京的电车里很少有小偷，有的人上下班在车里呼呼大睡，有的人把皮包放在头顶上的行李架上也能酣眠，有的人喝醉酒在车上睡得不省人事也不担心小偷。这的确是东京这座城市社会秩序良好的体现。

因为这种小偷一旦被抓住，有时要上电视新闻，而且是姓名、职业、年龄都公开报道，比如：NHK电视台就报道了警方破获的一个案件，逮捕了在东京山手线电车上用剪刀剪开醉汉口袋扒窃的罪犯，“小泽广行（41岁），住所和职业不详” ，8月11日在漫画市场抓住的小偷也是实名报道，据说此人名叫“河野敦（45岁），无职业”，这样报道的确有警示教育作用。

尽管如此，有些惯犯仍然恶性难改，据报道从2017年9月起短短的四个月里，在东京山手线上竟然发生了60多起扒窃事件。

不过，日本给世人的印象是鲜有鸡鸣狗盗的社会。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佩里舰队的汉文翻译——广东人罗森随舰队初到日本时，就在见闻录中这样写道：“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以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摘自《遐迩贯珍》连载《日本日记》）。

不仅是当年，现在初到日本的人也感觉治安比较好，日常生活中很少遇见小偷。超市外面停放的自行车筐里经常放着买好的蔬菜食品，并无人看管也不担心丢失。

难道日本真的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其实也不然，让我们先看看日语中关于小偷和盗窃的词汇吧。

比如说：盗み（偷窃）、窃盗（盗窃）、すり（扒手）、泥棒（小偷）、万引（小偷）、置引き（顺手牵羊）、空き巣（家中无人时的入室盗窃）、居空き（家中有人时的入室盗窃）、忍び込み（熟睡中的入室盗窃）、ぱくる（偷窃）、失敬（偷窃）、掠める（偷窃，掠夺）、くすねる（偷盗，骗取）、横取り（抢夺）、ひったくり（抢劫）、車上荒し（砸车盗窃）、ピッキング（撬锁）等等。这些词汇将偷窃的种类分得很细，很具体，词汇多，间接地说明历史上各种偷盗现象曾经很多，因为需要表述才产生了具体的词汇。

明治时期，曾长期生活在日本的法国讽刺漫画家毕戈（Georges Ferdinand Bigot）就曾用漫画记录了小偷的形象。两个警察抓住一个小偷，正在拉去警察署的路上，前面的警察手提一个包袱，那是小偷盗窃的脏品。这种头带围巾，背着包袱的形象至今在日本社会仍然是小偷的符号。

而且，从清末留日学生的日记中和当时的《读卖新闻》中也能读到小偷横行的场面，现金、银怀表、首饰，甚至皮鞋等都是小偷们作案的对象。因此，历史上东京并不是“无有鼠窃狗偷之弊”。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统计数据，据警察厅估算，2009年日本的零售店一年被盗窃的损失金额是4615亿日元，平均每天12亿日元。另据2013年《第九次全国零售业扒窃受害额实际调查》对550家店铺进行的问卷调查估算，扒窃受害次数为50,247次，受害额达837亿日元。

据法务省公布的《犯罪白皮书》统计，2016年发现的扒窃案件为112,702件，立案检举的案件数为78,131件，由此可见，扒窃的案件之多，金额之巨大，出乎意料，这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印象截然相反。

日本的小偷主要集中在超市、便利店、书店和购物中心等，在超市偷各类食品，在书店偷漫画、DVD、写真集，在电器店偷电子游戏，在专卖店偷名牌商品，除了食品以外，其它的东西都可以在网上或者旧货店变卖。

除此之外便是令人费解的另类小偷，有人专偷女孩子的内裤；有的为寻找刺激，主要是高中学生；有的偷自行车，这种人最多，骑完就随手扔掉；还有的是盗窃强迫症（kleptomania），现在归类于精神病。

盗窃强迫症最典型的实例是日本前田径世锦赛女子马拉松选手，因在超市和便利店多次扒窃，被宇都宫地方法院足利支部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而且，更奇怪的是偶尔报道警察在店里扒窃被抓，令人不可思议。

今年7月13日，大阪箕面警察署地域科科长在便利店扒窃被发现，店长报警。虽然没有看到处理结果的报道，但是结果肯定行政处分，然后辞职，为一点小便宜失去公职，贪小便宜吃大亏，实在难以理解。

为什么日本的小偷集中在超市和购物中心等零售店呢？

因为现代的零售方式是以开架购物为主，展示量越大，销售额越多。同时，为了降低成本，超市尽量减少店员。玲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再加上人数极少的店员，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样的环境变成诱惑加机会，使人产生侥幸心理，于是有些老人和家庭主妇也开始顺手牵羊。

有些零售店因为无法控制盗窃，导致经营长期亏损，最后只好关门大吉。大阪有一家鱼店，店老板憎恨小偷，抓住之后，宣布要么付1万日元罚款，要么在店门口公开照片，结果在店门口贴出了8张照片，上面标注着“我是小偷”，这种私刑曾经在网上引起激烈的争论。

偷窃属于犯罪，日本的刑法第235条规定：“盗窃罪处以10年以下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实际上即使店里抓住小偷，交给警察，只要认错态度好，处罚一般很轻，结果小偷小摸的现象无法杜绝。

于是，店家只能自卫。比如：增设照明，提高店里的亮度；增加监控镜头，减少死角；增设电子防盗通道门；聘请保安公司的私服保安，监视可疑分子等。无疑这些都提高零售店的经营成本。

最后，超市等店家无奈，要么做出在店门口贴出小偷照片示众的过激行为，要么贴出本文最初的那样的告示，索赔处理案件所花费时间的费用，提高罚款金额，这是最经济的对策，也是最无奈的对策。

日本是发达国家，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比较高，扒窃有时是学生寻求刺激的游戏，有时则是精神异常所致，但是，是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则给我们展示了日本存在的社会问题，这部电影也因此受到好评，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

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聚集在一个屋檐下，相依为命，属于社会的底层（这一点否定了日本社会的中流意识），一家人游手好闲，靠骗取政府养老金作为生活来源，而且父亲教儿子，儿子教捡来的妹妹扒窃，这和日本社会展示的温文，谦恭，守规矩，路不拾遗的形象大相径庭，即使如此，这一家人在电影的结尾都未被塑造成“坏人”，他们的遭遇令人深思，他们是被社会遗忘的群体，这部电影让我们思考日本社会存在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