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CB Insight的统计，2019年全球共有390家“独角兽”公司，其中美国公司191家，中国公司96家。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家企业上榜，分别是AI初创企业Preferred Networks、新闻聚合应用SmartNews和金融科技公司Liquid，比印度（19家）和韩国（9家）都要少，甚至比不上印度尼西亚（4家）。

中日创业活力差距的背后

据相关媒体数据显示，中国资本规模已经位列世界第2，资本市场助力的对象也由主板的大规模企业扩展至中小企业，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

资本愿意在有增长潜力的新兴项目上砸钱，国内创业者不缺融资渠道，尤其是2014-2015年的互联网创业潮。国内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创业项目正在大量进入投资界，使得2015年中国创投市场尤为瞩目。当时国内创投市场所发生的420起投资分布于20个一级行业中，互联网行业以148起交易位列第1。

但日本创业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与环境了。在日本，VC投资人则相对保守。日本的风险投资人不会轻易将资本投向创业者。在他们看来，一家公司的信誉与品牌、创始人的资历更重要，而产品是否足够创新有前景则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创业者从0到1的跨越相对更为艰难。中国资本则更看重成长速度与回报率，而不是信誉与品牌。

在中国互联网创业最火爆的2014-2015年，日本VC融资环境相对艰难。日本风险企业中心和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总额在11亿美元左右，美国风险投资总额则差不多500亿美元，是日本的45倍。

而近几年也没有改善。有数据显示，在截至2018年3月底的12个月中，日本初创公司从风投机构融得的资金仅为13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美国和中国初创公司分别融得的金额是7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

日本本土的VC也并不发达，投融资渠道欠缺，大企业大财团垄断了太多资源，虽然日本有众多手握大量资金的大公司，但投资意愿寥寥。比如软银集团孙正义创建了1 000亿美元的项目——“软银愿景基金”，在2018年投了WeWork、Uber、View、字节跳动、平安医保科技、阿里本地生活服务以及印度OYO等全球众多独角兽公司，但这个基金几乎就没投日本的创业公司。

孙正义曾经表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在日本，根本没有多少创业公司可以投。

为了支持本土项目做大做强，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东京MOTHERS市场（日本创业板），极大降低了企业上市标准，目的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它的门槛有多低呢？比如说去纳斯达克上市的门槛是：上市之后至少要有125万股流通股，股票市值不低于7 500万美元。纽交所则要求社会公众持有的股票数目不少于250万股，在全球拥有5亿美元资产，过去12个月营业收入至少1亿美元。

而东京MOTHERS市场上市条件，只要2 000股流通股，上市后市值10亿日元（920万美元）即可，需在上市后5年获得利润，但对上市之前的表现则没有要求。

这意味着东京MOTHERS市场极大地降低了上市门槛，小公司也有机会绕过VC融资，直接通过上市融资。但由于上市标准过于宽松，使在该市场上市的公司信用被拖累，市场买卖换手过于频繁，波动太大。

此外，一些企业还没有成为“独角兽”就已经上市，它们无法像中国这样在资本压力与扶持下快速成长为“独角兽”，上市之后规模太小，也难以获得资本关注从而推动成长。这也是日本“独角兽”稀缺的重要原因。很显然，还没学会走，就开始跑，肯定不会顺利。

日本年轻人没有创业意愿

据人力资源服务公司Randstad进行的劳动者意识调查显示，日本人的创业意愿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中垫底，近7成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日本的创业群体以中老年居多，而中国新兴“独角兽”企业的掌门人，80后超过32%。

从创业环境氛围与文化政策上来看，中国从政策层面鼓励创业。

2015年前后是我国创业的爆发之年，这源于国内对商事制度进行了改革，为创业者提供了优惠的服务和财政补贴以及要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包括发展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新型孵化器，完善创业孵化服务。这些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创业者热情高涨。

根据网易云联合IT桔子发布的2018年全国创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范围内已有创业公司超过10万家。

在日本，创业要面对的第一项风险就是成本太高。此前有数据显示，在“创业成本”（占人均收入的比重）这一项中，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1%、0.1%和1.9%，而日本高达7.5%，是英国的75倍。

此外，日本创业者要面对与挑战的都是巨头型公司：在制造业领域，丰田、索尼、夏普、松下等大企业垄断了太多资源，创业者没有切入的空间；在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日本几乎被苹果、雅虎、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硅谷大厂垄断，日本更没有本土的创业者敢与之叫板。

线上创业空间有限，线下突破挑战更大。

日本东京是线下实体店最为密集的城市， 7-11、全家、罗森便利店，总数超过5万间，随处可见的药妆店，如松本清、杉药局等，总数超过2万间。遍布各地的大型百货与特色卖场以及自动售货机，让日本人在自己的生活圈几乎可以买到所需的物品。在这种庞大的线下优质体验与服务的围绕下，线下切入机会很少。

电子商务领域折射出来的，也是日本线下实体业与互联网博弈的一个侧面，即过于发达的线下服务体系让互联网创业的空间被压缩。

日本创业者在面对客观存在的艰难环境时，还要承担传统文化的压力。

东京武藏大学研究创业学的Noriyuki Takahashi在对日本的反思中指出：创业者在日本人眼里过于贪婪，过于张扬，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他认为要让硅谷式冒险资本主义真正活跃起来，日本必须得消除社会对创业者根深蒂固的偏见。

这种对于创业者根深蒂固的偏见，或多或少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与2000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群体性失业的历史记忆相关，为避免重蹈覆辙，日本更加注重维持自身的传统企业管理文化—终身雇佣制。

创业利益驱动力不同

日本企业界奉行的是终身雇佣制，这套制度体系下的企业都非常注重员工的忠诚度。企业认为要对员工有终身承诺以及技能培养的责任，并为之提供公司自行发展出的管理技术训练，让员工由基层逐级往上晋升。这种良好的上升机制与人性关怀，导致日本年轻人认为待在大公司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数据显示，日本90%的大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大公司工作，这意味着生活无忧与安稳的职场生涯。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以年资而非以绩效作为升迁标准。在日本人看来，以年资来作为升迁标准，这样就不会为了破格提升表现极优的员工而因此得罪大多数员工。

这种重视资历与人情的企业文化有它好的一面，即它让大多数员工保持了对公司的感恩与忠诚度。本质上这是一种“公司是我家”的文化，进入大公司意味着拿到了“铁饭碗”。它让许多日本人可以在一家公司轻松待上5~10年甚至是一辈子。但这种管理模式也缺乏冲突性的竞争，一个职场员工在日本只要不犯大错，可以舒服地在一家公司干到退休，没必要冒风险去创业。

而中国互联网企业搬来的是源自美国的企业管理体系，奉行的是以绩效为核心的企业考核与升迁标准。在互联网公司，末位淘汰制普遍盛行，员工即便在小企业也普遍处于一种焦灼与不安定的状态。而在大企业，外面与内部的失业风险同时存在。

再看收入对比，在日本企业内部相对强调平等，CEO的薪酬也就是一般员工的几倍，不会超过10倍或者几十倍。这事实上是一种更为人性化、注重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但也看得出，日本创业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在中国，互联网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与企业文化都是源自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正是这种创业成功之后与之前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国内创业者对于创业成功的渴望空前，希望通过创业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在中国，创业失败大不了回到从前；而在日本，创业成功之后的财富与创业之前其差异性不是非常明显。进入大企业工作，其高收入与稳定性与创业者的风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可以说，中国创业者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在日本，日本年轻人进入大企业工作本身就意味着已经穿上光鲜靓丽的水晶鞋，他们不愿再脱下鞋子去光脚走路。创业成本与失败的代价不一样，也导致两国的创业氛围与创业者数量都不在一个层级。

日本要培养趋势敏感度

不过，日本或许并不需要依赖在互联网上的成功。创业文化低迷，导致大量人才与资金流向了大企业或者说小而美的老店。日本大企业的综合实力依然在强化，从富士通、佳能等厂商来看，要么转向物联网，要么转向新医疗，转型也颇为成功。

不同于中国应用层面的创业成功，日本大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基础研究、精密制造、机器人、AI、物联网、生物医疗等领域，扎根颇深。某种程度上，尽管中国应用层面突飞猛进，但日本在基础研究与稳打稳扎的科研投入上，一直谋求掌控链条上游的核心环节，这依然是中国值得学习的地方。

不过，日本创业活力的缺失往往导致其在未来新兴市场与趋势面前丧失敏感度。比如说当年日本最大的运营商主导NTT DoCoMo的i-Mode本是引领了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先潮，但日本NTT DoCoMo模式却在一种本土封闭与后知后觉的状态下被苹果的触屏技术瞬间击溃。

从目前来看，日本也急于改善这种状况，安倍政府计划在2023年前培育20家“独角兽”企业，但这可能需要在创业文化与土壤、政策以及整个资本环境、社会对创业的偏见上做出改变。从短时间来看，这种改变，对日本来说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