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货币史：德川三货制的变迁与终结

格物者说：德川三货制度，与德川政权命运同轨，德川三货制度因德川政权成立而构建，也因德川政权覆亡而终结。

1601-1636年间，德川政权逐步构建了德川三货制度，实现了日本币制大一统，并实现了日本货币体系的完全独立化。

德川三货制度确立后半个世纪内，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比较稳定，且呈现出两大特点：一，受金银矿山地理位置和传统使用习惯的影响，货币流通带有明显的区域割据性——“东部重金，西部好银”，而铜钱则通行全国；二，金银铜三货的使用，对应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份（士、农、工、商），金铸币使用者主要是武士阶层，银铸币使用者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铜钱使用者主要是农民。

武士通过赏赐、赠送或出售年贡米可直接获得金铸币，而且使用金铸币也是武士统治地位的体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常从事国内和国外商业贸易活动，交易额度有大有小，而银铸币是称重使用、可切割，价值可大可小，灵活便捷，无疑是他们的首选；另外，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身份低下，获得金铸币的机会很少，而银铸币铸行量较大，更易获得。农民参与商品交易机会少，一般额度都很小，仅适合用铜钱，基本用不到金银铸币；当然，武士、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会用铜钱做小额交易。

▼图：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8），日本的货币流通一直存在着“东部重金，西部好银”的特点，以江户为中心的日本东部以金铸币流通为主，市场交易、物价标示皆用金铸币，而以大阪为中心的日本西部以银铸币为主。图片来源：chitonitose.com

▼图：德川幕府时代的社会结构。1603年德川开幕后，沿袭了丰臣政权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等阶层身份，并严格将身份固化，各阶层的人都必须各尽其职，不能逾越身份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业。武士阶层为统治地位，包括：将军幕府（最高权力机构，将军即最高统治者）、大名（各地藩国之主）及其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一般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处于被统治地位。图片来源：ihmlab.net

铸币外流与货币流通不足

德川三货制度建立后，一直潜藏着一个很大的隐患：日本铸币外流。虽然德川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时采取了锁国政策，全面禁止日本人出国或回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锁国政策一直延续两百年，直到1854年“幕末开国”），但对外通商并未完全禁止，幕府在长崎开设了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仅限中国和荷兰商船到长崎通商），并直辖管理，此外，还保留着几个藩国对外的官方贸易。所以，日本的铸币外流现象一直存在，贯穿整个德川幕府时代（尽管幕府曾下令禁止金银铸币输出，但并未完全遏制铸币外流）。

据新井白石的计算，在德川政权的前期（1601-1708年间），日本的金铸币外流约368万两，相当于期间铸造量的1/4，银铸币外流约90万贯（约3383吨），相当于期间铸造量的3/4；而铜钱外流量占铸造量比例超一半。

▼图：在德川初期时（17世纪前四十年），日本输出的铸币主要是银铸币（丁银），且外流规模非常大，估计约2066吨，流向地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且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白银为国际通用货币。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

▼图：1665-1699年间，荷兰商船从日本运出的小判金外流数量（单位：两）。1668年幕府下令禁止白银输出，此后小判金开始大规模输出，小判金主要流向了印度半岛沿岸。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见参考资料。

▼图：1630年代时，日本的铜钱大量外流，直接导致幕府于1637年下令禁止向外输出铜钱。十年后（1646年），幕府下令解禁铜输出，不过此后铜输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宽永通宝”铜钱，而是长崎贸易铜钱（专门用于对外贸易）和棹铜（长条状的铜条）。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长期持续的铸币外流，消耗着日本国内的货币流通量。此外，17世纪中期后，随着金银矿产量的衰减，新铸货币的原材料日显紧缺，新铸的货币量也跟随下滑。（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是日本金银开采高峰期，但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金银矿产量开始减少）

还有，德川政权确立后，日本的商品及货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持续扩大，而铸币持续外流、新铸货币量下滑，使得日本国内的货币供给越来越难跟上货币需求扩张的步伐。

▼图：17世纪后半叶，在德川政权的幕藩体制下（尤其是“参觐交代制”），日本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商品流通市场（商品以稻米为主，以京都、大阪、江户为商品集散中心），金银铜铸币得到广泛使用，货币兑换机构“两替屋”出现，专门从事不同铸币兑换，两替商人阶层也随之兴起，都市经济生活日益丰富繁荣。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

17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内货币供需矛盾凸显出来，并日益恶化；到90年代时，货币流通不足问题已十分严重，严重影响到幕藩体制下的商品流通。

元禄-宝永贬值改铸

17世纪90年代时，除了货币流通严重不足，幕府还面临着财政赤字恶化的问题（因幕藩体制下的传统财税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导致财政收入跟不上财政支出，这里不具体介绍），亟待解决。

为了解决通货严重不足和财政赤字的问题，幕府接受了金座和银座主管人员的建议，于1695年开始实施了一次货币大改铸，这次大改铸历经了元禄和宝永年间（元禄1688-1704年，宝永1704-1711年，元禄和宝永均为日本天皇年号），史称“元禄-宝永大改铸”。

元禄-宝永大改铸的主要内容有：一，将以往的旧币（庆长金银币）回收重熔，改铸为16种新铸币，其中，元禄年间6种，宝永年间10种，合称“元禄-宝永金银币”（见下图）；二，新币与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不管新旧币的成色或重量差异如何，比如：1枚庆长小判金等值兑换1枚元禄小判金。

这次大改铸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旧币重熔回炉铸造新币，而是一次以贬值为目的的货币改铸。新铸的“元禄-宝永金银币”，较以往的旧币（庆长金银币），在重量和成色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或下降，但新旧币的法定价值却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新币较旧币实际是贬值的。（如：庆长小判金和元禄小判金，二者法定价值都是“金1两”，但前者成色为84%，后者仅57%，后者较前者实际贬值了27%；再如：庆长丁银和元禄丁银，都是称重使用、法定价值一致，前者成色80%，后者成色64%，后者较前者实际贬值了16%）

▼图：元禄-宝永大改铸前后，旧币（庆长金银币）和新币（元禄-宝永金银币）对比。五种庆长金银币（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丁银、豆板银）的成色都是较高的，相比之下，六种元禄金银币虽重量未变、但成色均明显下降；到宝永年间，四类丁银/豆板银的成色依次阶梯下降，最终宝永“四宝”的含银量降至20%；宝永金铸币（小判金和一分金）虽然成色与庆长金币保持一致，但重量却减少了一半（即实际贬值50%）。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贬值的新币（元禄-宝永金银币）铸行后，幕府从中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益（收回旧币和铸行新币之间的差额利润），有效缓解了幕府的财政压力。同时，由于每一枚新币所需的金银含量变少，新币的铸行量也大幅增加，远超以往，也有效缓解货币流通不足的问题。据金座、银座的有关文书记载，元禄金铸币的实际铸造总额为1393万两，元禄银铸币的实际铸造总额为40.5万贯（1贯=1000匁），四类宝永银铸币的铸造额达105.6万贯。

元禄-宝永大改铸，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却又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第一，在大改铸实施期间，因新旧币成色不同，而法定价值相同，驱使一些投机商人兴起伪铸之风（将高成色的旧币私自熔化，私铸成低成色的新币，然后混入到流通中），在1698-1711年期间，幕府逮捕了541名伪铸者；第二，参与改铸事宜的幕府官吏、金银座铸币师，趁改铸之际，以权谋私、贪腐暴利；还有从事货币兑换的两替商人，利用新旧币之间的成色差异，也乘机投机炒作，操纵金银价格，导致市面上金银铸币兑比剧烈波动。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三货（两替屋）市场兑比，金1两可兑换铜钱数量（左），金1两可兑换丁银数量（右）。在元禄-宝永改铸期间，金铸币因贬值，金1两兑得铜钱数量变少；低成色的宝永银铸币发行后，金1两兑60匁变成了金1两兑80匁。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改铸实施期间，一些民众（尤其是两替商人）很快意识到新币较旧币贬值了，于是将高成色、高品质的旧币（庆长金银币）私藏起来，不投入到流通中，也不上交给金座或银座改铸，导致流通中的良币（庆长金银币）退藏，而低品质的劣币（元禄-宝永金银币）充斥，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大量劣币通行于市，很快就引发了高通胀，物价飙涨。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银匁/石），1694年时1石米价约为银65匁，1710-1711年低成色的宝永银铸币发行后，米价飙涨至银160匁/石。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正德-享保复古改铸

元禄-宝永大改铸造成的伪铸成风、贪腐、投机套利、劣币充斥、物价飙涨等问题，直接动摇了民众对幕府铸币的信任，影响到幕府的统治稳定。

为了重新恢复货币币值、稳定物价，幕府紧接着又进行了一次货币改铸，这次改铸与元禄-宝永改铸正好相反，它恢复了金银币的高品质（恢复到最初庆长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标准），所以被称为一次“复古改铸”。这次改铸历经正德-享保年间（正德1711-1716年，享保1716-1736年，也是天皇年号），史称“正德-享保复古改铸”。

“正德-享保复古改铸”的主要内容有：一，回收低成色的“元禄-宝永金银币”，改铸为新的高成色的“正德-享保金银币”（见下图），新币的重量和成色恢复至与庆长金银币一致；二，新币铸行后，原来的庆长金银币可继续流通使用，且庆长/正德/享保三种高品质的金银币均等值流通，各种商品也必须按此计价和交易（之前一些被退藏的庆长金银币重新又回到流通中）；三，幕府制定了各种新旧币的官方兑换关系（见下图），并要求民众须限期在1722年之前将元禄-宝永金银币上交给金座、银座改铸为新币。

除了以上改铸措施，幕府还颁布了一些以整顿货币流通秩序为目的的政令，包括：整顿银座，没收银座官吏和铸币师的贪腐所得，并严厉打击从事货币兑换的两替商人；下令“禁止金银用于外贸，只能用棹铜”， 以遏制长期以来的金银币外流，而且还限制棹铜输出量；增铸“宽永通宝”铜钱，增加小额铜钱供应量，以压低铜钱（兑金、银）的市场价格。

▼图： 正德-享保金银币（正德年间4种，享保年间5种，共9种），与庆长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完全一致，且完全等值。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图：正德-享保复古改铸时，根据1714年《金、银改铸令》和1718年《金、银通用新令》确定的各种新旧币的官方兑换关系（新币与旧币并不是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而是根据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来确定兑换比率）。制图丨格物·资本

“正德-享保复古改铸”遵循着恢复高成色、高品质金银币基本原则，而恢复高品质意味着每一枚新铸币所需的金含量或银含量增加，这就必然使得新币的铸造量变少。正德-享保金银币的铸造量（金币铸造额857万两，银币铸造额33万贯），相比于元禄-宝永金银币的铸造量（金币铸造额约2578万两，银币铸造额145万贯）大幅减少，这使得货币流通量收缩，引发了物价急剧下跌，一度繁荣的商业活动也陷入停滞。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金两/石）1695-1858年，元禄-宝永年间的米价快速上涨，到正德-享保年间转向为快速下跌。图片来源：日本经济复活会官网AJER

此外，由于幕府的政令落实不力，新旧币兑换的工作推行并不顺利，一些元禄-宝永旧币并没有在限期内兑换成新币，流通期限不断被延长，货币流通秩序比较混乱，而且，一些两替商人的仍趁机利用不同铸币的比价波动套利。

总体来说，“正德-享保复古改铸”是一场失败的货币改铸，虽然它恢复了金银币的高品质，维持了幕府铸币的信誉，但是却又引发了一系列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货币流通量缩减，米价急剧下跌，直接导致幕府财政收入下滑和下级武士财务状况恶化（幕府以征收实物米为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而不是直接征收货币，另外，幕府及各藩主向下级武士发放的俸禄也是实物米，所以米价直接影响着幕府和武士的收入水平），这进而引发下级武士频繁暴动，社会动荡。

元文改铸

为了解决“正德-享保复古改铸”遗留下来的问题，1736年5月，幕府再度下令改铸货币，这次改铸处于元文年间（1736-1741，天皇年号），史称“元文改铸”。

元文改铸，汲取了以往改铸的经验教训，既没有像正德-享保改铸一样，恢复金银币的高成色、高品质，也没有像元禄-宝永改铸一样，大量铸造低成色的劣质币，这次“元文改铸”很好地调整了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将重量和成色控制在一个既不高也不低的水平，实现了物价的稳定和金银兑比的稳定。

“元文改铸”的主要内容有：一，回收以往各类旧币（其中以正德-享保金银币为主，庆长/元禄/宝永金银币在此前的改铸过程中，已大部分被回收重熔，或已退藏），改铸为新的“元文金银币” （见下图）；二，制定各种新旧币的官方兑换比率（见下图）；三，增铸“宽永通宝”铜钱，并于1739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铁钱（因铜材不足，所以铸造铁钱，铁钱与铜钱重量一样、等值流通）。

▼图：元文金银币。元文小判金的成色和重量，均比庆长/正德/享保的小判金要低，但比元禄小判金要高；元文一分金亦是如此。元文丁银的成色，比庆长/正德/享保丁银要低，但比宝永“永字”丁银要高，豆板银亦如此。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图：元文金银币与其他金银币的官方兑换关系（新币与旧币也是根据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来确定兑换比率的）。元禄-宝永金银币在1736年之前基本都已被回收重熔、退出流通了（除了宝永小判金/一分金之外），因而“元文改铸”时，主要是确定新币与庆长/正德/享保金银币、以及与宝永小判金/一分金之间的兑比。制图丨格物·资本

元文金银币开铸后，由于成色又降低了，铸造量明显上升（元文金币铸造额1743万两，元文银币铸造额52.5万贯），明显多余正德-享保金银币的铸造额，有效解决了货币流通不足的问题，米价回升（见上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金两/石）1695-1858年）。

同时，由于元文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调整适中，且在新旧币兑换时，是按重量大小和成色高低来确定兑换比率的，而不是按法定价值来兑换的，所以，这次元文改铸实施过程中，新旧币的兑换工作比较顺利，新币铸行后，很顺利地就进入到流通中，金银铜三货兑比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元文改铸”后，仍有一些旧币（如庆长/正德/享保/宝永金银币）保留在流通中，它们和元文金银币按官方兑换比率并行流通使用，流通中的货币种类较为繁多，但货币流通秩序大体保持稳定，此后八十多年里，日本的货币体系稳定运行，未出现大的波动。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元文改铸”后，幕府于1765年和1772年分别开铸了两种计数银铸币——“明和五匁银”和“明和南镣二朱银” ，这两种银币和以往的丁银/豆板银不同，它们有固定的形制（小方块）和重量，是计数货币，可计数使用，无需称量。这打破了长期以来银铸币一直是称重使用的习惯，此后，计数银币，和丁银/豆板银一起并行流通。

▼图：明和五匁银，重5匁，币面上有“银五匁”字样，于1765年开铸，铸行后，因其法定价值定得过高（12枚当金1两），遭到了市场的抵制、流通受阻，一年后，幕府下令将其回收。明和南镣二朱银，重2匁7分，开铸于1772年，币面上有“以南镣八片换小判一两”字样，“南镣”意指最上品的银，“二朱”一词是后人定的名，源自于金币的货币单位“两、分、朱”（1两=4分=16朱），由于这种银币8枚可兑换金1两，所以称之为“二朱银”，即法定价值为“二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文政-天保贬值改铸

进入19世纪后，德川幕府政权的统治进入晚期，幕藩体制下的传统财税制度和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幕府财政收支再度恶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幕府又重演了元禄-宝永时期的贬值大改铸，开启了“文政-天保大改铸”（文政1818-1829年，天保1830-1843年）。

文政-天保大改铸，和以往的改铸流程基本一样，回收旧币、重熔改铸为新币，具体改铸工作仍由金座、银座负责，民众可将旧币交给金座银座改铸为新币，也可向两替商人兑换新币。这次改铸的新旧币兑换，和此前“元禄-宝永大改铸”一样，新币与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而不管新旧币的成色或重量差异如何。

在文政-天保大改铸实施期间，幕府共下令铸造了18种新铸币（见下图）。此外，幕府还增铸了“宽永通宝”铜钱和铁钱。

▼图：文政金银币。这9种新币中，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一朱金、南镣一朱银，均为首次开铸，其他五种为改铸（在以往旧币的基础上改造）。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图：天保金银币和“天保通宝”铜钱。这9种新币中，天保五两判金、二朱金、一分银、“天保通宝”铜钱，均为首次开铸，其他五种为在旧币基础上改铸。其中，“天保通宝”铜钱的法定价值为100文，所以其又被称为“百文铜钱”，是德川时代法定价值最大的铜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在以上的文政-天保18种铸币中，除了丁银和豆板银继续称重使用外，其余的都按其法定价值流通，如：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的法定价值为“2分”，天保五两判金的法定价值为“5两”，，天保一分银的法定价值为“1分”。

文政-天保大改铸，又是一次贬值大改铸，新币较旧币在法定价值不变的前提下（新旧币按法定面值等值兑换），重量和成色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或下降。我们以小判金为例，法定价值一直是“1两”，元文小判金重11克，成色65%；到文政小判金，重量依然11克，但成色降至56%；再到天保小判金，虽然成色未变，但重量降至11克。还有丁银也是如此，元文丁银、文政丁银、天保丁银的成色依此为：46%、36%、26%，逐渐下降、逐渐贬值。其他金银币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贬值。

▼图：江户德川时代，各个时期改铸的小判金的重量及含金量（单位：克）。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图：江户德川时代，各个时期改铸的丁银/豆板银成色（‰），如图中庆长银数值为800，即表含银量为800‰，即成色80%。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幕府从文政-天保大改铸中，获取了丰厚的铸币税收益。据史料文献记载，文政改铸为幕府带来了550万（金）两的铸币税收益，天保改铸则带来了500万（金）两的收益，货币改铸成为幕府在文政-天保年间的重量财政来源，平均每年约占财政收入的30%。

同时，幕府将获取的丰厚铸币税收益，用于财政开支，投入到流通中，促使流通中货币量大幅增加，引发物价快速上涨，通胀严重（见上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金两/石）1695-1858年）。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货币流通量（单位：万两），银铸币和铜钱，均折算为金铸币的货币单位“两”，藩札是指地方各藩国发行的一种纸币。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除了高通胀之外，文政-天保大改铸造成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铸币种类异常繁多，除了文政-天保的18种新币，以往的各种旧币，并没有完全退出流通（自庆长金银币以来，虽然多次用旧币改铸新币，但各国时期的旧币都没有被完全回收重熔，仍有一些保留在流通中，或被民间私藏起来了）。因而，在天保年间时，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已严重混乱。

自天保以后，德川三货制度，就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到1858年“幕末开国”后，在欧美列强的外来冲击之下，德川币制和德川政权一样，一步步临近崩溃。

幕末开国与最后的改铸

1853年，美国军舰抵达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埠通商；次年，美国军舰再次来到日本，并强迫日本与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紧接着1858年，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被迫开埠通商，德川幕府长期以来的锁国政策被强行打破，史称“幕末开国”。继美国之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趁火打劫，纷纷与日本签订类似的不平等通商条约。

▼图：1854年2月美国军舰到达日本江户湾，并强行登陆，敲开了日本的国门。图片来源：Wikimedia

不平等通商条约的签订，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开埠通商后，大量廉价的西方工业品涌入日本，直接冲击了日本传统的、封闭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模式（许多日本传统手工业相继倒闭破产，而日本农产品则大量被输出海外，作为西方工业国的工业原料），侵蚀着幕藩体制下的传统经济基础，加剧了社会动荡，加速了德川幕府政权的覆亡。

此外，“幕末开国”对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也产生巨大冲击。首先，开埠通商后，日本的外贸规模开始急剧扩大，这为日本金银铸币的大量外流创造了条件。其次，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中，日本被迫同意外国货币可在日本流通使用，且可自由兑换为日本货币（按“同种同量”原则），日本货币也可输出至国外（除铜钱外），这直接导致了日本黄金大量外流。

“同种同量”原则，即两国货币（日本和美国）以同一材质（金或银）、相同重量进行等值兑换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比如：1枚日本的“天保一分银”（法定面值1分）重8.64克，成色99%，而1枚美国“Dollar银元”（法定面值1美元）重26.9克，成色89%。按“同种同量”原则，1枚美国“Dollar银元”的重量与3.11枚的“天保一分银”相同（8.64*3.11=26.9），所以二者等值；但很明显，日本银币的成色比美国银币成色要高，所以这种兑换原则，对日本是不利的。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日本国内官方的金银比价为1:5，而国外（英国伦敦）的金银比价为1:15，日本国内、国外巨大的金银比价差，再加上日本货币可与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且可输出国外，这为投机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日本国内黄金大量外流。日本正式开埠通商（1859年6月）后，许多欧美商人在日本进行金银套利、牟取暴利，他们用外国银元币兑换成日本银币，然后再兑换成日本金币，最后再将日本金币运到伦敦卖掉。有学者据史料估计，日本正式开埠后仅八个月里，黄金外流就达三四十万两。

“同种同量”货币兑换原则下的不利立场，以及开埠后黄金的大量外流，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幕府在安政-万延年间（安政1854-1859，万延18602-1861年）再次开启了一次贬值大改铸，这也是德川时代的最后一次改铸。

“安政-万延”改铸的目的很明确，一，降低日本银铸币成色，以达到与外国银币相同的成色，真正实现平等地 “同种同量”兑换；二，降低日本金铸币的成色或重量（且降幅比银铸币更大），以扩大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使得与外国比价大致相当，从而阻止黄金外流。

在“安政-万延”改铸期间，幕府下令铸造的12种新铸币（如下图）。改铸流程仍和以往大致一样。这次改铸的新旧币兑换，也和此前的元禄-宝永改铸、文政-天保改铸一样，新币与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而不管新旧币的成色或重量差异如何。此外，幕府还增铸了“宽永通宝”铜钱和铁钱，也增铸了“天保通宝”百文铜钱。

▼图：安政-万延金银币。其中，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银，因遭到欧美列强的强烈抵制，仅铸行三个月就被迫停铸。万延年间，改铸了五种新金币：万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均是整个德川时代含金量最少的、最低劣的金币（相同面值情况下）。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以上的12种新币（安政-万延金银币），较之前的旧币（文政-天保金银币），又有不同程度的成色降低或重量减少，而新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所以这又是一次贬值改铸。安政-万延金银币是整个德川时代，最低劣（含金银量最少）的金银币，也是最后流通的金银币。

安政-万延金银币铸行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黄金外流（因新铸的万延金币的含金量大幅减少，致使日本国内金银比价扩大，缩小了国内外套利空间），也改变了日本在“同种同量”兑换原则下的不利局面。而且，大量低品质金银币的铸行，也再次给幕府带去了丰厚的铸币税收益。

但是，这次改铸也引发了严重的恶性通胀。由于新币的金（银）含量大幅减少，而货币铸造量则相应大幅增加，货币流通量急剧扩大，物价暴涨，原来就已混杂不堪的货币流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局面。

▼图：江户德川幕末年间的米价（银匁/石，左轴），以及小判金的含金量变化（右轴）。图片来源：koshiodatabank.com

紧随恶性通胀而来的是农民起义和武装倒幕运动浪潮，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1868年1月，幕府军与倒幕军进行戊辰之战，幕府军节节败退，同年5月，江户德川幕府政权正式倒台，日本270多年的德川时代正式结束。

德川幕府政权覆亡的同时，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日本新政府建立。明治新政府为了整顿德川幕末遗留下来的极度混乱的货币流通秩序，于1871年颁布了《新货币条例》，以建立新政府下的新货币体系。

1871年《新货币条例》的颁布是日本货币史上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以此为界，德川三货制度正式终结，日本货币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