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荣耀：从“福田事件”分析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在日本历史中，织田信长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人物，由于他性格霸道、行事风格果断，再加上一度掌控日本局势，常常被认为是日本的“曹操”。他因手下背叛而离奇去世，成为了日本人且怜且叹的悲剧英雄，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很多史家倾向于美化织田信长的形象，力图把他打造为卓越不凡的统治者，为了凸显他的远见和聪慧，将日本封建制度的核心“兵农分离”政策安到了他的身上。

织田信长铜像

其实，“兵农分离”政策完全是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时代确立的，之所以会将这份荣誉张冠李戴，完全出于美化织田信长形象的目的。通过分析“福田事件”，可以看出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政策之间产生关联的原因。

兵农分离：武士“市民化”、农民“农奴化”

日本的中古时代实行封建制度，大名（领主）和武士（骑士）是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前者赐给后者采邑或俸给，后者效忠前者，并为前者出征作战。这套制度要良好运转，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等级，一般来说，理想中的封建制度，应该是大名掌握统治权，武士掌握军事力量，农民负责生产和课税。三个等级壁垒森严，就会形成社会的稳态，而“兵农分离”政策，就是为了使武士脱离生产（土地），使农民脱离武装，二者都依附于大名的统治之下，这样大名就能高枕无忧了，整个国家也就承平无事。

织田信长

对大名来说，实施“兵农分离”政策有两个目的：切断武士跟土地的联系；解除农民的武装。

首先，“兵农分离”政策中的“兵”，泛指武士阶级。战国时代的武士拥有一定自由，并不在大名的本城（城堡）居住，大多留在自己的采邑，有需要时才会带着自己的士兵跟随大名出征。

也就是说，势力比较庞大的武士，作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他们既可以效忠原来的大名，也可以随时带着士兵和土地倒向别的大名。因此，“兵农分离”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切断武士跟土地和士兵的联系。

为了杜绝家臣武士的背叛，大名都想将武士迁到自己城堡的城郭（城下町）内，一来当做护卫，保证自己的安全；二来切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采邑名义上还属于武士，他们仍拥有所有权，但不能留在采邑，必须在大名周围生活，以此减少武士反叛的可能。

日本战国时代武士

那些只有少量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的武士，必须依赖大名生活，随着时间推移，下层武士完全跟土地断绝了关系，形成了专门的武士阶级，所有收入都来自大名的俸给。这种“市民化”的武士，正是“兵农分离”政策想要达到的效果。

其次，“兵农分离”政策中的“农”，泛指农民和渔民等劳动者。在日本战国时代，一些人握着锄头就是农民，拿起武士刀就成了下级武士，农民和武士的身份难以界定，也因为如此，农民和下级武士通常会联合起来反叛，相对于家臣的反叛，农民势力庞大的起义更让大名们焦头烂额，因此，为了划清农民和武士的身份，同时为了消灭农民反叛的物质基础，大名们会没收散落在民间的武器，也就是著名的“刀狩令”。

日本战国时代

另外，为了控制农民的生产活动，大名们还会造册做帐，将领地人口登记在名册中，目的是让农民渔民与耕地渔场捆绑在一起，固定了农民的永恒身份，使其“农奴化”。

综上所述，“兵农分离”的核心目标就是让武士“市民化”、农民“农奴化”，以此来克服统治过程中出现的反叛活动。织田信长掌权时，其实并没有发布成熟的“兵农分离”政策，从他处理“福田事件”就能看出，他对“兵农分离”的思想没有任何准备。

“福田事件”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在日本信史《信长公记》中，记载了织田信长家中发生的一件事，被日本史学界称为“福田事件”。天正六年（1578）年，织田信长搬进安土城，他的扈从“弓众”居住在城堡周围，“弓众”的一名成员福田与一的房子发生火灾，经过调查，织田信长认为火灾发生的原因是福田与一没有带家人一起生活所致。换句话说，他的亲兵一个人来工作，把家人留在了老家，这让织田信长感到不安与不满。于是，他下令亲信调查近卫军的家庭情况，最终发现有120人跟福田与一类似，留妻小在故乡，自己在外打工。

《信长公记》的研究史料

织田信长大怒，立刻命令亲信派人烧了这些人在老家的房子，把他们的家人全都接到了安土城。从整个“福田事件”中，能找出四个证据，表示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政策无关。

第一，织田信长对亲卫部队的组织，与“兵农分离”无关。

福田与一与其他119人全都是织田信长的亲军，他们不仅事关织田信长的安全，也是他出征时的核心力量。然而，即便这样，他们仍旧没有把家小接到安土城，从火灾事件后织田信长才派人调查手下来分析，他之前恐怕没有强制要求手下的家人离开故乡，住在城下町，反而是受火灾事件刺激，于是下定决心将亲信的家小接到身边居住。

另外，这时织田信长只是将手下的家小视作人质，而非脱离土地生产的“分离”。

复原的安土城

第二，织田信长没有要求所有家臣离开封地。

织田信长要求近卫兵团来本城居住，并非他的独创，其他战国大名也早都有了这种要求，退一步说，以家人为人质来换取贴身手下的忠诚，这本就是古代统治者常用的手段。

一些跟织田信长关系较亲密的家臣，如柴田胜家等，确实在安土城居住，但其他有名的家臣，如后来投靠的荒木村重、九鬼嘉隆等人，并没有将全家老小都迁移到安土城。织田信长性格霸道，脾气暴躁，并不会因为对方是降将就网开一面，如果说他要实行“兵农分离”的政策，由于对方是投靠来的势力，忠诚无法保证，他会更加要求对方来安土城居住，然而，织田信长并没有如此要求，也就是说，此时他还没有“兵农分离”的想法。

安土城

第三，织田信长没有切断武士跟土地的联系。

在《信长公记》的记载中，120名没有将家眷接到安土城的家臣，各个出身都不同，一些是小地主，一些没有地，织田信长烧了他们的房屋，强制他们搬去安土城，但并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根据史料，织田信长死后，这些人还有自己的土地，更加证明了织田信长的目的不是让武士跟土地“分离”。

也就是说，织田信长只是要求对方受自己控制，而没有打算让他们离开土地。这与“兵农分离”的目的不符。

第四，织田信长的时代无法实施“兵农分离”。

要实行“兵农分离”的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名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换言之，武士们效忠的大名必须是日本的统治者，否则，在战国时代的乱世，根本无法实施“兵农分离”政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三个原因：

首先，让所有家臣离开封地，大名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作为割据军阀，织田信长没有这个财力。

其次，让家臣离开封地，等于让其放弃保卫自己的财产，这等于逼迫手下反叛。

最后，没收自己治下农民手中的武器，等于断绝了兵源，这在战国时代行不通。

丰臣秀吉

所以，等到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接过他的衣钵，实现了日本的初步统一，才开始着手“兵农分离”的措施。而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为实现了和平，“兵农分离”的政策才最终落地，武士实现了“市民化”，农民完成了“农奴化”，日本的阶级社会最终稳定下来。

织田信长的虚幻荣耀

通过分析“福田事件”，我们看出，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政策其实并无瓜葛，他不仅主观上没有颁布此政策的动机，而且客观上他也没有实施这个政策的条件和环境。因为“兵农分离”政策对日本历史影响很大，可以说形塑了战国时代之后，明治维新之前整个日本的社会面貌，它的制订和实施要求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智慧和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政策是织田信长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