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原则上规定每20年更改一次日元设计，辅以当时最新的技术避免假币产生，扰乱经济市场。1984年，日本大藏省（今天日本财务省前身）理财局计划将圣德太子的头像印在十万日元纸币上，野口英世的头像印在五万日元纸币上，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等到真正发行的时候，十万元纸币和五万元纸币被取消发行，福泽谕吉也成为日本最高面额纸币上的人物。
福泽谕吉并非政治人物，甚至拒绝在政府担任一官半职，那么为何能印在日币的万元大钞上呢？因为他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并且持续到今天，甚至会一直延续下去。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欧美国家的商船炮舰相继出现在日本海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船只不仅越来越频繁，提出的要求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也相当的无礼，加重了日本民众的恐惧。
而在日本国内，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面临着高额的政府负债、大面积的饥荒以及不断的武装暴动等问题。
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福泽谕吉出生了。
福泽谕吉出生于大阪，他的父亲是日本令制国之一丰前国下中津藩的一个底层官员。他的父亲擅长财务管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后来福泽谕吉能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最先介绍到日本。
福泽谕吉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儒生，他精通中国的典籍，诗文素养也颇高，可惜作为最下层的武士，除了忠于领主之外，别无所能，最后只能抱憾终生。
父亲死的时候，福泽谕吉才三岁，长大后他在母亲处了解到关于父亲的事迹，而且又因为自己继承父亲的武士身份，尝遍了武士的悲惨生活，因此，憎恨封建等级制度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慢慢生根发芽，等到他接触到平等的观念之后，为之奋斗了一生。
安正元年，二十岁的福泽谕吉赴长崎学习兰学，也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当时的荷兰人能够在长崎进行贸易，西方的自然科学随着贸易也慢慢地输入到了日本。
学习兰学期间，福泽谕吉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决定出国游历，他先后三次到达欧洲国家和美国，他的眼界不仅比之前只在书本上学习开阔了许多，同时也根据自己的海外经验写成了《西洋事情》一书，让他名声大噪。
因为有过海外的经历，福泽谕吉被德川幕府雇用为翻译官，在当时环境下，虽然他憎恶幕府体制的黑暗，可是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害怕外国势力以日本内乱为借口而乱入。
为了调和上述局面，福泽谕吉提议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度，在日本建立大名联邦，然而，他的这一提议被后来政治上演化为“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的战争而堙没，二选一的抉择让他放弃了选择，他作为一个看客在一旁冷眼观瞧，同时进行学术研究。
1867年至1868年，明治天皇发动了维新政变，日本社会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作为日本社会变革的见证者，英国学者霍尔·张伯伦这样写道：
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以说颇为流利的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神与稀疏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便小时得无影无踪。
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为福泽谕吉的思想绽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他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福泽谕吉的学习态度都有所偏见，最常引用的话语就是他在《劝学篇》中的这段话：
所谓学问，并不仅是认识难字、读难解的古文、欣赏和歌、作诗词等对社会不实用的文学。当然,这些文学本身能愉悦人心，是相当贵重的。但并不像古来儒者和学者所说的那样尊贵。古来汉学者中，能养好家的很少。既能写好和歌,又能巧于买卖的商人也少有。为此，有心的商人百姓见自己的子弟勤奋于学问，便担心会家财衰败,这也是很自然的。此事说明那种学问远离实际，不适于日用。所以，今天应把那种不实际之学置为次要,专努力于接近人的普通日用的实学。
当福泽谕吉声名远播之际，他倡导的“实学”也成为流行语，于是有的人将福泽谕吉视为“卑俗的现实的功利主义”者。
实际上，如果福泽谕吉仅仅提倡“学问的实用性”，这都并非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自动宋明理学传入日本之后，“实学”一词就开始出现了。德川时期的著名日本儒者山鹿素行就说，“即使修身正言行，背诵千言万句，亦不外是杂学”，真正的学问应该是“有益于今日之实用”。
福泽谕吉的学问态度在于人打破了所有的权威等级观念。
日本受到中国影响很深，日本的旧学问都是以伦理学作为学问的基础，虽然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学问并没有排斥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却将伦理和自然结合到一起，自然和人类不是对立的存在，自然成为人精神的本质，也就是说：自然被精神化，精神被自然化。
这种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对个人而言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却被作为等级制度的思想来源，成为德川幕府统治的工具：
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尊下卑。自然道理之顺序，见此上下可知，人心亦然。
德川幕府将自然融入伦理，为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把本来人为制造的等级关系视为自然限定的秩序，本末倒置，却成为统治的有效法则。
更有甚者，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被类比为自然的“富贵皆天命，知命而足”的宿命论。
福泽谕吉对以上学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应事先有物，然后有伦。而不是现有伦，然后有物。勿凭主观判断先谈物之伦，并以其伦害物理”。
这种宣言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丸山真男语）。福泽谕吉通过对社会秩序先天性的批判，来捍卫“物理”的客观独立性（丸山真男语）。
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是精神与自然的对立，前者是人内在主观感受，后者是人外在客观经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打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相的等级逻辑，在自然中夺回人的一切内在价值，使自然从精神层面完全独立出去，塑造出人主体的独立性。
福泽谕吉又说：“从天地开辟之初到今日，可以说是一个实验的世界”。近代科学与理性的出现，就是以实验精神为基础，福泽谕吉将实验精神不仅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还应用于政治、社会等等人文科学领域。
福泽谕吉将陈腐的教条和那些看似毫无破绽的先天等级价值观，一一用实验精神进行筛选、检验，毫无情面的剥夺了所谓权威的虚伪性。
福泽谕吉认为，不论是关于事物还是制度，凡主张其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作用不需经过检验，自身就具有绝对性价值的想法，完全是行不通的。
由此可见，他受科学和西方自由思想影响很深，打破旧传统、传播新思想的迫切。他鼓励日本人兴办企业，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写下的《劝学篇》鼓励了所有人，不仅针对精英，还包括庶民。在《劝学篇》的开头福泽谕吉就写道：“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
除了写书传播思想，福泽谕吉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873年，福泽谕吉参加了由森有礼发起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成员包括福泽谕吉、西村茂树、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箕作麟祥、神田孝平等。1879年出任东京学士会院第一代院长。
可是，福泽谕吉对于明治政府始终敬而远之，多次拒绝明治政府的邀请。然而，福泽谕吉大肆的批评学者的官僚化作风。
1880年，他接受了伊藤博人的请求，协助明治政府办理报刊，最终因为“明知十四年政变”而流产。
从此之后，福泽谕吉的后半生主要从事报纸和教育事业，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创办时事新报和庆应大学。
他创办的时事新报围绕的观点主要是两项：
一是排除“权力偏重”
他极力强调经济、学问、教育等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反对明治政府介入这些独立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独立的前提需要培养独立的人民。独立的人民在世俗伦理上指的是平人的人际交往关系，在思想上指的是具有客观的认知和思辨的能力。
一是伸张国家主权
“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这是福泽谕吉的主要观点。而排除“权力偏重”和伸张国家主权相辅相成。
庆应大学最早名为庆应义塾。庆应义塾最初开始于福泽谕吉开设的兰学塾，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1890年 成立大学部，设置文学、理财、法律三科。庆应大学的校训“独立自尊”也是延续庆应义塾的塾训而使用至今。
一个日本大将曾在中国的一所乡村小课堂提问，他问学生：“现在中国谁最伟大？”，学生回答：“孙逸仙。”他接着又问：“现在日本谁最伟大？”学生回答：“福泽谕吉。”
最后用丸山真男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文章，他说：
福泽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他对日本人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透彻批判。他主张从一切的“惑溺”中解放出来；倡导树立男女之间的新伦理（他曾写下《妇女论》，强调男女平权）；提倡在教育中尊重自发性和想象力······他这光辉的一生与他“独立自尊”的旗帜一起，超越了他的过失和偏向，一直活在国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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