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周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我们国人自国就散发着自骨子里的儒家精神。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追求物质生活,越来越忽视精神层面的修养和陶冶,有些人甚至称当代社会是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孔子道德理论一直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儒教东渡,在日本得以落户,并且对日本的各个层面起到了不小的影响，有的更是持续到今，本文笔者就和大家聊聊孔子道德说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具体都有那些。

孔子道德说在日本的传播

孔子的思想经过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传播和发扬终于形成了儒家学说,并在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大放异彩。在汉朝董仲舒的大力提倡和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儒家学说终于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小国和中国逐渐始了交往。在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的交流达到了高峰,日本方面派遣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前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儒家学说作为官方学术,同科举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对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统治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说对于日本的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成为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主要内容。

隋唐中日文化交流

早在汉朝时期中日已有邦交。西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大批汉人移民至朝鲜半岛北部,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小国以朝鲜半岛为桥梁开始了与汉朝之间的交往。东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国开始直接同汉朝交流。《后汉书*侯传》曾记载了汉光武帝赐给倭国印缓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倭国继续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其交流的主要内容是“遣使献方物”,即派遣使节向中国朝贡。自汉至南北朝,居住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有很多人移居日本,他们将养蚕、丝調、工艺、美术等先进文化传入日本,汉字和汉文书籍也一并传往日本。在这一时期,儒学和佛学也相继传入日本。不过,儒家思想真正得到重视和巩固,是在日本圣德太子时代。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对外贸易频繁,与远近邻国的交往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本在这个时期开始直接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两国交往的内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遣使献方物”,主要内容是派遣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等,以学习佛法和隋唐文物制度为目的。隋朝共经历了短短的三十七年,在这期间,日本一共四次派出遣隋使。其中,隋朝还在第二次时派出以裴世清为首的访倭使节团回访日本。隋朝时派遣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归国后对日本以后的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在隋朝时期派遣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在中国待的时间都比较久,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十多年,他们孜孜不倦的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回国后对日本的“大化革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朝时,中日外交和文化教育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日本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先是圣德太子时期实行的政治改革,然后是孝德天皇时期进行的“大化革新”,接着是天智天皇对革新事业的继续完成,最后是天武天皇进一步模仿唐代政治制度而实行的新改革。经过日本历代天皇的努力,封建中央集权政治逐渐强大巩固起来,社会经济和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朝时期,日本同中国的交流非常频繁,逐渐将派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赴唐学习的活动制度化了。唐朝期间一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正式派遣成行的有16次。

需要注意的是,遣唐使的使团同隋朝时期的使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使团的规模逐渐扩大,主要表现在派遣的船数和人数上,船数由原来的一两艘变为三四艘,人数由原来的百来号人发展到五六百人。选派的官员都由“熟悉唐之情形者”担任,随行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人数急剧增加,这些人中,有的人学问基础己经很好,赴唐的目的就是为了“请益”。这一时期日本向唐朝学习的内容比较广泛,比较全面。有很多学问僧将中国佛教传往日本,并将中国佛教的新动向一并传回日本,带回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他们归国后建造的寺庙都以当时中国的寺庙为模板。也有些留学生学习的是儒学,带回了很多儒家典籍,回日本后在大学中担任助教等职。

在隋唐中日文化交流中,教育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儒学作为唐朝教育的官方学术和主要内容必然会在日本得到传播。日本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特别推崇儒家的纲常名教,将儒学奉为治国安民的良策。圣德太子曾以儒家德目命名“冠位”,“大化革新”时期日本仿照唐朝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日本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奈良时期日本的教育曾以儒学为主要内容,日本也曾将孔子敕封为“文宣王”,儒家思想被日本当时的贵族当做是立身治家之道,学习儒家典籍成为日本统治者们必须的文化修养。

孔子道德理论对日本的贡献

纵观日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代日本疯狂的吸取和照搬中国的文化,从思想到器物再到制度,几乎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在思想方面有儒家、佛家、道家等;在器物方面有铁器、纺织、种植、陶瓷、雕刻建筑等;在制度方面有法律制度、科举制度、礼仪制度等。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文化不仅在日本得到传播,而且有所发扬,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持续的,孔子道德理论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更是从古至今,深入人心。“日本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日本教育是`无意识无自觉的教育’,此后,`对于道德以及教育的理想之眼’,才逐渐展开”。

概括而言,孔子道德理论对日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方面

孔子道德理论为日本古代的政治革新提供了思想来源,成为其领导阶层的政治修养。在大化革新中,孔子道德说理论的“天命观”、“仁”、“为政以德”等思想指导着革新的方向,成为革新政治家们的必备政治理念,像圣德太子、中臣镰足、中大兄皇子这样的革新政治家们将孔子道德说的一些政治理念运用到革新的实践中去,促进了日本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推进了日本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其领导阶层大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具有良好的儒家道德修养。甚至连日本天皇的年号也大多来自孔子道德说。

第二,经济方面

孔子道德理论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孔子道德理论促进了日本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孔子道德理论的相关德目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第一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据就是湿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涩泽荣一将孔子的道德伦理观念同资本主义伦理观结合了起来,他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写出一些著作用来宣扬他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追求利润这种“利”如若符合了为国家或者集体作出贡献的话就可以称之为“义”。

提倡将孔子道德说同资本主义伦理观紧密结合起来,运用于资本主义企业,进而促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他的这种理论被当时的人形象地称为“论语加算盘”,又因为他的思想将“士”阶层的武士精神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结合了起来,所以,也有人将其称为“士魂商才”。明治时期从传统社会中衍生出来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家族主义”等思想都对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曰本企业文化中还有很多思想都跟孔子道德说有一定的关系。日本有一句很常说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其实“士魂商才”的核心就是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思想,日本企业巧妙的将孔子道德理论中的“仁”、“义”、“礼”、“和”、“诚”、“信”等思想运用于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中去了。

第三,教育方面

孔子道德理论一直作为日本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的道德教育方法也为日本人所传承。孔子道德理论自古就是日本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曰本宫廷中最先开始的教育主要教授的就是儒家典籍,百济王仁带《论语》和《千字文》前往日本教皇子冤道稚郎子是最早的相关记录。日本隋唐时期派往中国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在中国深受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熏陶,归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又将孔子道德伦理思想传播开来。大化革新后建立起来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也是以儒家典籍为教育内容,孔子道德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作为当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古代的武士教育更是以孔子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武士除了要具备武艺和英勇善战的精神之外主要还是要具有“武士精神”,而“武士精神”的核心便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的“忠”和“孝”是武士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道德。武士道要求武士必须具有儒家“勇”的道德观念,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儒家“仁的道德观念要求武士要具有宽容、怜悯等美德;它还对武士提出了关于“礼”的外在道德要求。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坚持“和魂洋才”的指导原则,孔子道德说作为“和魂”部分,在道德教育当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到了现代,《教育敕语》被废除了,民主化的改革使得孔子道德说在文化主流中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尽管这样,孔子道德说作为通俗道德经过了历史的积淀,早已经深入到了日本的文化底层。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中,孔子道德说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躬行实践”的道德教育方法从古至今都一直被日本人所运用,有些道德教育的方法甚至作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在教育中使用。

结语：

孔子道德理论对日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在政治方面,孔子道德说为日本古代的革新提供了思想来源,成为其领导阶层的政治修养,孔子的“天命观”、“仁”、“为政以德”等思想成为日本改革的政治理念。在经济方面,孔子道德说促进了日本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教育方面,孔子道德说一直作为日本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的德育方法和原则也一直在日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