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桃山时代的货币战争——修路、分红、挖金矿

充满了辉煌与血腥的安土桃山时代，是日本战国的巅峰，也是一个“非典型”的战国时代。

在此之前，战国时代是压抑的灰色调，犹如《蜘蛛巢城》的布景：武士的铠甲上溅满褐色的血污，褴褛的百姓像瓦砾中的虫子······芸芸众生在荒诞与恐怖的时空中轮回，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会醒来的噩梦；而安土桃山时代，却给人以夸张和绚丽的印象：铁炮的硝烟未散，夜空中已绽开了烟花；沙场之上也有着风雅的茶会；杀人如麻的猛将却是一个弱不胜衣的少年，而风流妩媚的女子却果敢泼辣——合战、花宴、悲歌、狂舞、阴谋、幽会······一切都不同于以往的乱世。

为战国乱世涂上一道道靓丽色彩的魔幻师，正是缔造了安土桃山时代的两位霸主，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而他们手中最有力的道具并不是铁炮或剑戟，而是手中惊人的财富。

安土：巴比伦之王

被后世尊为建勋大明神、革命者的织田信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是穿越古今的先知？抑或只是野心膨胀的狂徒？其实，世人对信长的印象已经完全脸谱化为一个改变了历史行程的赌徒。比如在《信长公记》中就有岳父斋藤道三对女婿信长的评价：

“此人可畏，邻有不祥之人”。

道三是一个靠着自身魅力和手腕而窃国夺权之人，一个少年能让老辣的“恶棍”感到压迫，其威武霸气可想而知。故，后人提及信长时，基本上都是“桶狭间奇袭”或“火烧比叡山”这样冒险之举或是斩草除根的狠手，再加上长筱之战这种辉煌战绩，不由得让人相信，在那个风云激荡的乱世，真的曾有一位傲视群雄的“第六天魔王”。

不否认织田信长曾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生存的强者，他经常在深思熟虑之后选择剑走偏锋的战术也是事实。但是真正将信长推上人生巅峰的，乃是他始终一以贯之的经济策略。

现代人想象中的安土城夜景。

现代的安土城遗址。

战国乱世始于室町幕府中期。

彼时正值中世，旭东之地也由公家、武家、寺家瓜分，可以说是一个鼎足三分的时代。但是，只要有夹缝，种子就可以发芽，所以庶民中的町人，也就是商贾阶层便逐渐的活跃了起来。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相对弱小的公家和寺家便逐步以职权之便将町人纳为党羽，形成官商勾结的生存之道：公家寺家以权力加持町人，而町人则献上大量财富报效恩主。

这些权钱交易中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座”这种制度。所谓的“座”就是一种以行会、商会为幌子的垄断机构。只有加入“座”的町人才有资格营业，因为在背后撑腰的是公家和寺家。而他们只允许町人在加入“座”之后，再到指定的寺庙、神社旁组成集市，陈列、出售商品，同时町人还需要缴纳“地子钱”，也就是场地费。

除了地子钱外，公家和寺家还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立关卡，对来往的行人和货物收取买路财。这对当时的普通町人和农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压迫——因为，公家和寺家的领地都不是很大，而且这些以庄园形式存在的领地都是分散的，所以在某一位公卿或座主名下的庄园肯定是与其他人的庄园犬牙交错地分布在一起。据说在当时一些主干道上经常遍布着上百个关卡。

这么多的买路财，一般的町人和农民肯定是无力负担，而富商巨贾则会将这些成本附加到物价上。如此，商品的价格便会高居不下，消费者也就失去了购买力······可以说大多数时间内，战国时代的经济民生就是在这种“本钱越蚀越少”但物价却越来越高的恶性循环中进行。

乌纱帽在那个时代的日本被称为唐冠，是高等武将最喜欢的冠帽样式。所以很多头盔都被做成唐冠的样式。

当然，武家对形成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成天打仗，所以割据一方的诸侯豪强们就尽量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一个天然堡垒——也就是说，这些乱世英雄们大多有意维持甚至是制造一种险要的地势。比如，道路要修得崎岖、狭窄，路况也大多不怎么维护，通常是任其败坏；河流上更是故意不架桥——因为，把道路修得宽阔、平坦，让交通方便、快捷，使自己的领地四通八达，在当时的诸侯豪强眼中就无异于作死——敌人打进来可怎么办？类似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日本，同时期的特兰凡尼亚地区也是如此，基督教王侯们故意破坏路况，以防奥斯曼帝国的大军沿路攻进来。

织田信长在全面掌握了尾张之后，就开始对这种局面进行改造：

第一，推行乐市乐座的商业政策，也就是超地域的自由贸易活动。首先是免除地子钱、座役等苛捐杂税，允许商人自发组成集市、进行商业活动，被称为“乐市”；进一步便是废除“座”制度，被称为“乐座”。“乐”在这里是自由的意思，也就是说人人皆可经商，而诸侯则保障臣民有自由交易的权力。

第二、修整道路。信长认为，光是允许大家自由经商还是不够的，要想让贫困中的百姓富足起来，还需要给他们创造“硬件”——也就是发达的交通。在当时主干道的宽度为“一间”，也就是现在的2m左右。而信长则把道路分为三个等级：

主道——三间二尺，约合今日6.5m；

支路——二间二尺，约合今日4.5m；

村间小路——一间，约合今日2m；

所有的这些道路都尽可能修得笔直，以节省路上的时间。考虑到盛夏之时，骄阳似火，行人奔波于红尘中往往为暑气所逼，所以信长在路边种植了易于成活又姿态可人的杨柳，供往来的行人乘凉。

织田信长之所以如此不顾风险的推行自由贸易，其目的就是挣钱。在废除了旧经济制度的同时，信长也建立起了新制度。在其治下的町人要缴纳“矢钱”。只要缴纳了矢钱，信长就不会在这些町人聚居的地区打仗设防。鉴于战争的恐怖，町人们自然很乐意破财免灾。

直到今日，信长的祠庙依然香火旺盛。

既然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的恶”，那我们就可以按照黑社会的犯罪方式来解释一下信长的动机和目的。通俗地说，公家、寺家所推行的“座”是类似于自营买卖与收取保护费的聚合；而信长的“乐市乐座”则是开设赌场发行筹码。因此，前者就自然会将“被收保护费”的百姓变成“自营买卖”中的奴隶，这样可以榨取成本收益率的最大化；而后者则会致力于“吸引更多客人加入赌局”以发行更多的“筹码”。

在织田信长进行经济改革之后，其领地内的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活跃。甚至当时的南蛮伴天连佛罗伊斯都曾经感慨信长的大本营岐阜城已经是比果阿还要富足的都会：

“仿佛古时候的大城巴比伦一样繁华”。

桃山：太阁天下

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成为了天下之主。虽然此人与故主织田信长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但是有一点他们却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对经济活动的重视。

丰臣秀吉的出身和童年至今仍是个谜。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早年的秀吉曾经当过卖针线的货郎，也就是推销员，所以练就了能言善辩的本事，更让他对金钱的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甚至可以说，秀吉对钱的认知程度，超越了信长。

钱，因如泉水一样川流不息，循环往复，所以便被雅称为“泉”。而以钱财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其价值也在于其流通性。就像水一样，要想不成为一沼死水，经济就必须的活跃的流通，不能停滞。因此，虽然都是主张活跃经济，但是丰臣秀吉却参与得更加积极。做过货郎的秀吉明白，货物放在手里不流通，那是无法带来金钱的。所以在成为诸侯之后，每扩大一次领地，秀吉就会与当地的豪商合作，让他们承包领地内大米的销售工作，从而形成人口流动、商品流动的网络。赚了钱之后，秀吉便将这些利润与参与经营活动的商人们平分。这种做法不仅仅促进了商人们的生意，也让秀吉越来越富裕，从而有足够的资金一统天下。

以丰臣王朝后宫斗争主题舞台剧《醍醐花见》体现了现代人对桃山时代的印象。

随着丰臣秀吉的领地不断扩大，这个贸易网络也就随之扩大。成为关白殿、天下人之后的秀吉，其名下的汤沐邑大约有二百二十万石，主要集中在京都周边的摄津、河内、和泉，此外还有南到九州北达奥州的分散领地。因此秀吉的商业网络也就理所当然地覆盖了这些地区，这也意味着全日本的物流基本上都归秀吉一人所掌握。

在建立全国物流网络的同时，秀吉也建造了以消费为主的一线城市作为全国性商业中心。鉴于安土城已经化为灰烬，秀吉便另择吉地修建新城，也就是日后被视为三都之一的大阪。

之所以大阪会被选中，主要是这块“地皮”具有非凡地商业价值。作为东日本和西日本的中间，大阪北通北陆，南连南海，更是中世日本的交通大动脉濑户内海漕运的起始点，可谓是车击舟连之地。在这里建立经济中心，实在是在方便不过了。此后三百年间，大阪一直是一个可以平视京都、江户的通都大邑。

而让丰臣秀吉富贵泼天的另一个收入，是开采金矿。

丰臣秀吉的晚年是和黄金的浮华捆绑在一起，彼时大阪城内可谓一片纸醉金迷——不仅泥金的屏风、描金的器皿以及各种镀金的兵器、铠甲随处可见。那个遗臭万年的金茶室更是具有代表性，据说茶室中除了三张铺席是猩猩皮制成、茶筅为竹子制成，包括着风炉、柄杓、盖置、水指、建水、枣、茶入、茶杓、茶碗、茶釜、风炉、茶入、茶台子等在内的全套茶器。家具皆为真金打造；即使是茶室的墙壁、柱子、天花板、地板也都裹了一层厚重的金叶子；而门窗等部件甚至更是直接以黄金铸成······虎踞坐拥六十六州的丰太阁，终其一生最浮夸奢靡的享乐便是此物。而且大阪城外也是金碧辉煌，比如天守阁屋脊上的螭吻，每片鳞甲皆以黄金打造，以至于那时的理财怪杰大久保长安曾经骂道：

“是儿欲浪掷黄金于水中邪？”

早在聚乐第落成之时，秀吉便一次性向自己麾下的公卿诸侯发了大红包——黄金六千枚、白银两万五千枚——而且，都是天正大判。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多的黄金，就是在于丰臣秀吉对金矿的开采不遗余力。秀吉对金矿的开采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对自己领地内的矿山进行开发，设立代官监督；第二种，将各大名领地内的金矿进行开发，金矿由各大名自己经营管理，但开发出的金银则按一定比例作为赋税上交——最典型的就是佐竹氏的久慈金矿。

丰太阁一生的审美终极之作——金茶室。

所以在日本民间到处流传着某处埋有丰太阁金库的传说。比如根据庆长三年（1598AD），幡野三郎光照文书就夸张地记载：
“朝鲜征伐之军用残金，计四亿五千万两，埋”。

四亿五千万两黄金自然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根据同一年《丰臣家入库目录》显示，是岁丰臣家于金银矿上的收益分别是金大判四千九百九十九枚（227.1g)、银大判九万三千三百六十五枚——这些金银在当时折合大米约三百万石。秀吉离世之后，为大阪城内的淀殿和秀赖母子留下了九万枚金大判和十六万枚银大判的遗产。在丰臣家灭亡之后，德川幕府还从大阪城内搜出了黄金两万八千枚、白银两万四千枚。

镀金时代

庆长二十年五月八日，已经步入人生最后时刻的德川家康以天下新主之姿态站在大阪城的一处废墟前，看着曾经如此不可一世的丰臣王朝最终覆灭。

从此安土桃山时代的繁华和动荡也成为了历史，而德川家开创的新政权——江户幕府却存在了三百年。

在很多人印象中，比之于安土桃山时代，江户幕府是个压抑而黯淡的时代。但正是在德川君臣三百年间不间断的努力下，日本社会才逐渐摆脱了无休止的战乱和令人绝望的普遍贫困。城市、乡村中的庶民百姓也从这个时候才开始逐渐的活得像个人。对于这些芸芸众生来说，那个被人津津乐道的“风云时代”只能是极少英雄豪杰的荣耀。

曾经以医者身份出入于安土桃山上流社会的小濑甫庵在晚年名著《太阁记》中曾这样记载道：

“两度赋金，及薨时之遗物，皆为子孙，而非为民。不依大臣小臣，金银济济而持，犹富民之事，实实虚虚之患耳······金银多为分铜，亦唯依辛责于民”。

这段话的意思是，丰臣秀吉（其实当时的乱世英雄们大多也如此）为了私欲，为了丰臣王朝的长治久安，残忍的从百姓身上榨取钱财，这岂是藏富于民的德政？

是率兽食人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