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原则上规定每20年更改一次日元设计，辅以当时最新的技术避免假币产生，扰乱经济市场。1984年，日本大藏省（今天日本财务省前身）理财局计划将圣德太子的头像印在十万日元纸币上，野口英世的头像印在五万日元纸币上，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等到真正发行的时候，十万元纸币和五万元纸币被取消发行，福泽谕吉也成为日本最高面额纸币上的人物。

福泽谕吉并非政治人物，甚至拒绝在政府担任一官半职，那么为何能印在日币的万元大钞上呢？因为他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并且持续到今天，甚至会一直延续下去。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欧美国家的商船炮舰相继出现在日本海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船只不仅越来越频繁，提出的要求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也相当的无礼，加重了日本民众的恐惧。

而在日本国内，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面临着高额的政府负债、大面积的饥荒以及不断的武装暴动等问题。

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福泽谕吉出生了。

福泽谕吉出生于大阪，他的父亲是日本令制国之一丰前国下中津藩的一个底层官员。他的父亲擅长财务管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后来福泽谕吉能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最先介绍到日本。

福泽谕吉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儒生，他精通中国的典籍，诗文素养也颇高，可惜作为最下层的武士，除了忠于领主之外，别无所能，最后只能抱憾终生。

父亲死的时候，福泽谕吉才三岁，长大后他在母亲处了解到关于父亲的事迹，而且又因为自己继承父亲的武士身份，尝遍了武士的悲惨生活，因此，憎恨封建等级制度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慢慢生根发芽，等到他接触到平等的观念之后，为之奋斗了一生。

安正元年，二十岁的福泽谕吉赴长崎学习兰学，也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当时的荷兰人能够在长崎进行贸易，西方的自然科学随着贸易也慢慢地输入到了日本。

学习兰学期间，福泽谕吉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决定出国游历，他先后三次到达欧洲国家和美国，他的眼界不仅比之前只在书本上学习开阔了许多，同时也根据自己的海外经验写成了《西洋事情》一书，让他名声大噪。

因为有过海外的经历，福泽谕吉被德川幕府雇用为翻译官，在当时环境下，虽然他憎恶幕府体制的黑暗，可是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害怕外国势力以日本内乱为借口而乱入。

为了调和上述局面，福泽谕吉提议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度，在日本建立大名联邦，然而，他的这一提议被后来政治上演化为“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的战争而堙没，二选一的抉择让他放弃了选择，他作为一个看客在一旁冷眼观瞧，同时进行学术研究。

1867年至1868年，明治天皇发动了维新政变，日本社会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作为日本社会变革的见证者，英国学者霍尔·张伯伦这样写道：

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以说颇为流利的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神与稀疏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便小时得无影无踪。

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为福泽谕吉的思想绽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他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福泽谕吉的学习态度都有所偏见，最常引用的话语就是他在《劝学篇》中的这段话：

所谓学问，并不仅是认识难字、读难解的古文、欣赏和歌、作诗词等对社会不实用的文学。当然,这些文学本身能愉悦人心，是相当贵重的。但并不像古来儒者和学者所说的那样尊贵。古来汉学者中，能养好家的很少。既能写好和歌,又能巧于买卖的商人也少有。为此，有心的商人百姓见自己的子弟勤奋于学问，便担心会家财衰败,这也是很自然的。此事说明那种学问远离实际，不适于日用。所以，今天应把那种不实际之学置为次要,专努力于接近人的普通日用的实学。

当福泽谕吉声名远播之际，他倡导的“实学”也成为流行语，于是有的人将福泽谕吉视为“卑俗的现实的功利主义”者。

实际上，如果福泽谕吉仅仅提倡“学问的实用性”，这都并非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自动宋明理学传入日本之后，“实学”一词就开始出现了。德川时期的著名日本儒者山鹿素行就说，“即使修身正言行，背诵千言万句，亦不外是杂学”，真正的学问应该是“有益于今日之实用”。

福泽谕吉的学问态度在于人打破了所有的权威等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