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发展的江户时代，还出了犬将军

庆安四年（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在江户城中接受了将军宣下。德川家纲任职29年之间，将江户幕府机构整备的更加完善，并下令禁止殉死，并将父亲德川家光的“武断政治”改为文治政治。

德川纲吉

延宝八年（1680年），德川家纲因病去世，享年40岁。由于没有子嗣，由弟弟德川纲吉继承征夷大将军的位置。天和二年（1682年），德川纲吉为整肃财政，设立勘定头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与国领重次担任。 德川纲吉设置“侧用人”一职，重用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疏远老中，实施独裁政治。德川纲吉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纲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称为“天和之治”。

这一时期，农民专心地在田里耕作，通过改良农具，培育稻种，施用肥料，劳动效率得到了提高。此外，在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修建城堡、构筑桥梁等土木工程技术，被应用到了水利灌溉、防洪抗灾以及开荒拓野等农业生产上，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老百姓一年的收获除去缴纳贡赋以及维持生活之外，还多少有了些盈余，人们将一部分粮食、蔬菜用于买卖交易，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经济。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集中自城下町，他们远离农村，不参加生产，属于纯寄生人口。为了供应武士阶层的消费需求，大量的人、工匠、手业者以及底人员聚集到了城下，为武士提供各种服务，这些人被称为“町人”，于是，城下町成为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消费市场。

町人文化

最大的城下町是江户，据估计，到了17世纪末，住在江户的武士及其家人仆从达到了50万之众。根据公元1721年的人口普查，住在江户的町人有501394人，与武士人口大体相当，江户的总人口达到了100万人。而同时期英国伦敦的人口总共不过50万人，相比之下，可见江户之繁荣鼎盛。在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早在唐宋之际，就有长安、洛阳、临安、扬州等人口超过百万的商业大都市，在其他国家，人口过百万的城市是极为罕见的。日本弹丸之岛，地窄人稀，到了江户时代也能发展起如此繁荣的都市，也算是难能可贵，首屈一指了。另有著名的商业都市大阪和京都，人口也有三四十万之多。江户、大阪、京都合称为“三都”，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各个藩国自然不及“三都”那般壮观，但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城下町，诸如名古屋约有武士4万，町人6万，仙台和广岛约有武士2万，町人3万。其他城下町的人口虽然难知其详，大概也在万余人左右。一般来说，城下町中町人的人数要多于武士的人数，町人之中工匠、学徒、小手工业者的人数又要多于大商人的人数。

城下町虽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城下町的繁荣却是以牺农村为代价的。商业的受惠者只是幕府、大名和极少数的大商人，下层的老百姓是难以雨露均沾的。当时，老百姓的头上压着三座大山:

其一，大名。以土佐藩为例，虽然担任藩国“家老”之职的野中兼山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组织藩内的农民大量生产纸和漆等上特产，但是农民们无权进行自由买卖，所有的产品全部由政府强行统购统销。这样一来，所有的利润都被大名打劫了，农民们根本无利可图，只是充当免费的劳力而已。

其二，大商人。江户时代的商业是畸形的，商人们并不是依称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或者交通有无来赚取利润，而是要与大名勾结，仰其鼻息，才能生存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大名和武士是不能屈尊降贵去经商的，但是大名从农民手中收缴的实物税却是需要出售的，于是大商人们便会卑躬屈膝地求得买卖各藩贡物的特权，从中牟取暴利。并且，幕府还批准了许多联营行会，实际上是允许大商人垄断价格，独霸市场，而作为回报，商人们每年要向幕府交纳高额的冥加金(特许费)。商人就是这样与幕府和大名狼狈为奸的，本质上，商人与统治阶级一样，都是农民身上的吸血爬虫。

其三，武士阶层。据粗略统计，江户时代的武士约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就是说每十个农民就要供养一个武士。如此庞大的武人数远远超过了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需要，诸藩的各级官吏普遍超员，人浮于事。这些密密麻麻的武士就像一群群无所事事的硕鼠一样噬着农民的田地。为了保障武士阶层的消耗，就势必要对农民抽以重税，德川家康说得直白:“征税之恰到好处，在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江户幕府自始至终都在忠实地贯彻德川家康的这一征税原则。

武士阶层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力虽有提高，但也难以受人口猛增带来的巨大压力，全国各地饥荒不断，饿殍遍野。老百姓无权要求减少武士的数量，就只能主动地减少自己，于是，“间苗”(公然杀婴)的行为然成风，到了18世纪以后，日本人口的增长就变得极为缓慢了。

在江户时代，虽然日本的农民运动也可谓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单单见诸史籍记载的就有100多起，但日本的农民太过懦弱卑贱了，所谓的“百姓一揆”也只是惶诚恐地向将军或大名“强诉”，以求得减免赋税的恩典而即使是将军与大名大发慈悲，天恩浩荡，泽加百姓，同意了农民的诸求，“强诉”的代表人也会因“僭越”而被处死，虽然如此，这位代表人还是会由衷的感恩戴德，然后在人们的赞许声中慷慨赴义。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若狭国一位名叫村木长操的代表向大名请求不要增加税，大名对其置之不理，赋税照增不误。于是村木长操便锲而不舍地连续“强请”了12年，最后终于得到了大名的恩典，但他本人却被理所应当地处死了。当然了，老百姓们偶尔也会采取一些暴力手段，即所谓的“打毁”事件，但那只不过是针对社会地位更低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农民们最多不过是捣毁商人的仓库或者烧掉高利贷的借据，但是对于幕府和大名，农民们只会五体投地的“强诉”，是绝对不敢有丝毫冒犯的。

农民的没落直接影响了幕府的税收，农民们被迫将土地、钱财乃至自身劳动力出卖给了地主、富农、大商人和高利贷者，自然就无力再向幕府交税了。再加上幕府将军生活奢侈，荒淫无度，到了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时候，幕府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位德川纲吉可谓是晚节不保，在长达29年的将军任上虽有些德政，但是晚年却留下了堪称狗屁倒灶的一笔，以致遗臭万年。

天和三年(公元1683)，德川纲吉五岁的独子夭折，为保将军之大业，德川纲吉烧香拜佛，无奈求不得。这时，一位和尚点化德川纲吉：“人之无嗣，实为前世杀生太多。”于是，德川纲吉颁布了《生类怜悯令》，严禁屠杀一切生灵，又因德川纲吉属狗，对狗尤其保护，给狗盖房子，给狗派保镖，给狗请医生，胆敢杀狗者更是罪加一等，德川纲吉因此被冠以“犬将军”的号。这一法令被贯彻了20多年，据新井白石的记述：“为一牲畜而家破人亡者数以万计”。德川纲吉越来越走火入魔，到了后来然连拍死一只蚊子都要被治以重罪，老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最终。怜悯了生灵几十年，德川纲吉也未能“犬父生犬子”，空忙一场不说，而且尽失民心。

宝永六年(公元1709年)，64岁的德川纲吉去世，《生类怜悯令》立即破废除，老百姓终于可以释放积压了数十年的怨气，为欢送德川纲吉归西，人们大肆杀狗到屠猫，以致多年不闻犬吠。《生类怜悯令》成为一场闹剧，以殃民始，以虐狗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