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怎样废止中医的？

和中国谣言对日本汉方的吹捧相反，日本人自己并不待见自己的汉方医药。

被中国人“爆买”的汉方制剂，2017年的年产值为1968亿日元（124亿元），仅占日本国内药品产值的2%，还不到中国万亿规模市场的零头。

其中，80%左右的药材原料依赖从中国进口，又有将近80%的成品卖回了中国。单津村药业一家，去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千亿日元。

日本汉方制剂的产值逐年统计

日本没有单独的汉医学专业，所有医生必须先读“西医”，行汉方医也必须拿到“西医”执照。估计日本实际行汉方医的人数为1.5万，考虑人口比例，也很难与中国的52.7万（2017年）执业中医相提并论。

相比中国人，日本人对汉方医药的不信、不认、不用可谓一目了然。

为什么两个在“中医”上起点如此相似的国家，最后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医学现代化之路？

不同的医学现代化起点

对日本近代西医崛起的讲述，经常以杉田玄白为起点。他出生于1733年，是医学家和儒学家，与达芬奇式发明家平贺源内是死党。

杉田玄白像

他对汉医解剖的质疑起源于他的朋友山胁东洋。山胁东洋在解剖死刑犯时，发现实际人体与中医典籍所记载的结构相去甚远，而与“南蛮”“红毛”的记载接近。

于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在日本医界引发轰动，被福泽谕吉等人推广开来，成为日本“兰学”（荷兰人传入的西方学术）与维新之滥觞。

就在同一个时代，中国也出了一位中医解剖的怀疑者，叫王清任，出生于1768年，也是由于观察死刑犯产生了疑问。

这位半路出家的武举人医生，全凭自己的大量实地研究，写成了解剖学著作《医林改错》。该书甫一出版，就被中医学界批得体无完肤，除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伦理批判，还不乏“中医脏腑与解剖学无关”的论调。

这并不是因为大清的医师比日本医生更加愚蠢，而是两者的起点根本不一样。

在杉田玄白和王清任的时代，日本引入的西医就已超过了中国。

欧洲医学传入中国，始于1580年的利玛窦来华。但这些被传入的欧洲医学偏重书面理论，仍处于传统医学阶段，还在大量沿用古希腊古罗马的过时认知。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性学粗述》、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将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论介绍到了中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讲解剖学，则相当于将古罗马盖伦的学说复述了一遍。

更有甚者，波兰传教士穆尼格把当时西方的先进学科——“占星医术”，连同占星术一起，写成了《天步真原》。

对于16世纪末的明代医家来说，这些纸上谈兵无异于一套西洋版“阴阳五行”。

著名医家王肯堂是利玛窦的好友，但他们的交流记录中只字未提医学；王肯堂的著作中吸纳了诸多西洋的解剖学与外科法，但他的本体论仍是纯中国式的。当时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态度可见一斑。

同时期到达日本的传教士，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1552年，葡萄牙传道士阿尔梅达（Luisde Almeida）抵达日本。此时日本正值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马上就要开始漫长的战斗，织田信长才接任家督不到一年。

武士们的实用主义，让他们对所有能治疗金疮的方法网开一面。1556年，阿尔梅达在丰后的府内设立了第一家西洋医院，亲自负责外科。葡萄牙传教士们开办医院、广泛收徒，开创了“南蛮流外科”。

位于大分市的“日本西洋医术起源纪念像”，表现的即是阿尔梅达给人治病的场景

和剑术、花道、茶道乃至烹饪等各行各业一样，日本的西洋医术也迅速以家族和学徒为单位，开始流派化。

丰臣秀吉在1587年开始禁教的时候，“南蛮流外科”已经在日本扎下了本土化的根。栗崎流的初代栗崎道喜，此时很可能已经来到澳门，花20年的时间学习南蛮外科术。他在三十多岁上回到日本，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培养成了医术上的继承人。

等到天下太平，德川幕府把洋人清除出去，道喜的孙子正羽（栗崎道友）已经成了幕府的医官。

稍晚，在宽永、正保年间，另一派西洋外科进入了日本。荷兰商人在长崎开办医院，带来了“红毛流外科”。1650年，德国医生尚柏格（Caspar Schamberger）治好了一位高官，使“红毛外科”成为了幕府认可的显学。

Caspar Schamberger

流行于上层的“红毛外科”也培养出了自己的本土流派，比如河口和鸟饲等侍医家族，并且在繁盛程度上很快胜过了“南蛮外科”。到17世纪末，这两大流派还一度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后者向前者归宗拜师。

这两派医家虽然仅能在汉方医的夹缝中求生，但绵延不绝的理脉一直影响到百年之后的江户中期。

比如说，杉田玄白医学上的师傅是西玄哲，他的父亲西玄甫是沢野忠庵的门徒。而沢野忠庵是弃教的葡萄牙传教士，本名Cristóvão Ferreira，是最早在日本收徒的“南蛮外科”始祖之一，培养出了杉本、吉田、西玄等多个世家。

西洋医学的本土化和有序传承，没机会在古代中国发生。

方以智、王宏翰、毕拱辰、汪昂，是中国少数在17世纪就接触西方医学人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是当时的西洋科技全书，王宏翰的《医学原始》堪称中西医汇通第一作，毕拱辰则身体力行开晚明西学东渐之先河。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几位先驱之后，中国人主导的西医研究几乎断了线。他们超越时代的学说大多没有通过弟子继承下来。

明朝灭亡后，传教士西医继续服务于清廷，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教禁，但清国从未彻底把传教士清除出去。洋人开办医院、成为御医，甚至还有两名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宫给康熙皇帝讲过解剖学。

《钦定骼体全录》，史上第一部满语医学译著，也是康熙皇帝的学习内容

康熙同时意识到：

此书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

这么精神污染的东西，朕研究一下也就算了，怎么能拿给大家看呢？

在大清国的限制下，科学有意不向士人普及。西医仍然依赖传教士和洋人医师，除了痘师、眼科等少数门类，西医在清前中期没有培养起传承有序的本土师徒关系；翻译的图书也大多没有刊印。

于是，当生活在乾隆到道光年间的王清任走向屠宰场观察动物的时候，他在认知工具上就已经输给杉田玄白将近二百年了。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并未提及西洋医学，著作中也有诸多西方解剖学早已解决的舛误。他很可能只读过方以智、王宏翰等人一百年前的著作，这些人又只能参考的明中后期传教士的著作，所以保留了一些更早的舛误。

在威廉·哈维《心血运动论》出版二百年之后，王清任仍然认为动脉中流淌的是气体，可见百年间毫无交流之景况。

所谓“中西医汇通学派”直到19世纪后期才登上历史舞台，重新发掘这几位明末清初的前辈。那时，日本已在讨论要不要废止汉医。

幸运的杉田玄白，不幸的王清任

杉田玄白之后的故事仍然并不简单。西医从一群人的医学流派，成了日本唯一被国家认可的医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不能忽视的一大因素，是“西医”自身的进化。

16世纪的“西医”，还是体液学说和帕拉塞尔苏斯这样的术士的天下。除了解剖学开始走向科学外，其医学理论、临床效果甚至还不如中日传统医学。

但就在这三百年间，“西医”与现代科学合流，成为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发展出了细菌学说、疫苗、消毒术、化学方法提取药物等新科技，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方面，逐渐产生了碾压汉医的趋势。

《解体新书》日文版出版于1774年，向前距离阿尔梅达218年，向后距离日本正式废止中医94年。上下三百年间，西医在日本逐渐普及开来。

从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禁令开始，长崎一波波输入的医学翻译著作从未停止；医术讲习所和医院的创办也源源不断。

兰医佐藤泰然开办的诊所兼学校“佐仓顺天堂”，是日剧《仁医》中仁友堂的原型，创办于1843年，很快成为日本西医教育的中心

牛痘技术在发明之后，很快传到日本。1858年，兰方医（学习荷兰医术的医师，逐渐成为西医的统称）伊東玄朴等人设立江户种痘所，开始向全国推广，到20世纪之前基本在日本消灭了天花。这是对汉方医“胎毒”理论的沉重一击。

梅毒则更能说明问题。据现代医学史家估计，江户中期可能有50%以上的城市居民携带梅毒。虽然当时西方提倡的汞剂疗法并无效果，但依托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的财力，兰方医进行广泛的检疫和隔离治疗，事实上控制了梅毒的传播。

到维新时代前，不断进化的日本西医在水平比试的拉锯战中，已经大幅胜过了汉医。

现在，是时候为自己的师祖正名了。

《重订解体新书》（1826年），作为对解体新书的勘误出版。当时正是确立西医地位的关键时刻，重要译者前野良沢和中川淳庵的名字为什么未能出现在书上，至今仍无好的解释

重订《解体新书》的重要人物之一叫大槻玄沢，是杉田玄白的学生。他有一个重要的徒弟，叫绪方洪庵。绪方洪庵开了一家兰医学堂“适塾”，培养出了数十位活跃的幕末维新派门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以“脱亚入欧”理论知名，在日本维新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上一代“万元男”

当初弃教的葡萄牙传道士沢野忠庵，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六代徒孙会成为如此颠覆性的人物。

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开始奔走在“脱亚入欧”的路上。1874年政府实行《医制》，逐渐取缔汉方医教育、推行西洋七科医学考试方案，不合格者不得执业。

此后的三十余年间，汉方医的遗老遗少虽经大力奔走、在脚气病之争上小规模获胜，仍无法证明汉方总体上真实有效，《医师免许规则改正案》两次投票未获议会通过。

从此，日本汉方退居生药制药和学术领域，在临床上一蹶不振。

日本汉方药的市场越来越集中于中国，也变得越来越懂中国人

中国的西医远没有如此的幸运。当大清扑街、传教士重新来华，传播一种和三百年前迥乎相异的“西医”时，“汇通学派们”才把明末清初先辈们的著作翻出来，奉为鼻祖。

这样软弱无力的本土化，结果可想而知。民粹主义一回潮，没有本土根基的中国西医跟洋教一起成了排斥对象。1900年，义和团仅在山西一省就烧毁了二百余家教堂和医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全中国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人。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说：“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

1929年，民国政府也曾想要学习日本，废止中医。

该案的提出者余云岫就是日本留学的海归。他提出了“废医存药”，并且跟汪精卫等人提了通过行政命令废止中医的提案。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卫生官员，像汤尔和等人，全是海归派西医出身，因此议案顺利进入讨论。

余云岫质疑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出版于1916年。他认为，中医理论皆凭空杜撰与巫术同源，中医脉法自欺欺人，中医不能预防疫病，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不过，当时的西医在上层也没有群众基础。很多元老，比如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就是“挺中医”的代表。而且“废中医”者多是亲日派，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难免遭到政敌发难。

没过多久，余云岫的提议就一地鸡毛地结束了。

1949年后，西医更没了翻盘的资格。一穷二白却又要在农村普及医疗，只能依赖中医和连中医还不如的赤脚医生，于是领袖钦点。晚年的余云岫也研究上了中医，写成了煌煌医史巨著《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上，“中医粉”与“中医黑”无休止的争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医在中国省略了一两百年的磨合、碰撞、切磋的过程，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

日本人则用他们的医药系统和药物市场雄辩地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