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看千年：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暗中观察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

曾有无数人像李太白这样，对大海对岸的日本有着许多浪漫幻想。但千年以来，几乎无人曾尝试仔细地辨认和了解这个一水之隔陌生国度。因此，每当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任何居于中原的王朝都会感到惊愕不已。

地理阻隔

先秦时期就有大批渡来人进入日本

至少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少先民为躲避战乱而东渡求生。一部分在半途选择停留，成为后来汉朝人发现的关中口音人群。其余则继向东，分别在今天的本州岛西部和九州岛南部登陆。只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双方都不存在直接的官方交流。

公元前108年，还是日本的先民踏出了第一步。倭人部落的使者渡海进入半岛，抵达西汉治下的乐浪郡朝贡，两边的交集自此才算真正开始。但巨大的地理阻隔，始终让早期交流变得时断时续。

汉朝皇帝赐予的倭国国王金印

到东汉初年，重建的洛阳宫廷急需四方蛮夷的认可。恰逢日本国王遣使到汉都进贡，请求皇帝承认其地位并赐名。朝廷上下首次见倭小的岛民，就想当然的赐名“倭国”，并赏赐汉倭奴国王印，将其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尽管双方并无实质上的经济联系，但增加属国数量还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所谓的倭国其实也无法代表整个日本列岛，但却让大和政权在东瀛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公元240年，执掌中原的曹魏终于想到去主动联系日本。原因却是担忧南方的孙吴舰队，害怕其不断威胁辽东与半岛的地缘安全。加上地理认识上的近乎空白，便把日本的地理位置错估在江南的会稽以东。这才有了魏国使节的跋山涉水，将册封的印章送到日本。但留下的行程记录还是非常模糊，让很多后世的专家都是一头雾水。双方的联系也再次中断，在浅浅的各求所需中得过且过。

大和时代日本开始首次对外扩张

然而，仅仅不到300年时间，日本的形象就发生了重大突变。随着社会发展对生产资料的渴求陡增，逐步完成扩张的日本也首次提出对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直接表露对朝鲜半岛的野心。虽然有强势女主亲自率军远征，但居于建康的刘宋王朝还是将其直接拒绝。尽管已经吴越本地的商人尝试跨海抵达日本贸易，但终究没有把搜罗的地理信息传递上层。所以才有后来的南梁史官继续认为：东夷之国，朝鲜为大！

随后的几百年间，中原对日本的认识也完全停滞。史籍中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只是对《魏志-倭人传》的简单复制。等到隋朝再次遇到升级后的日本，发现双方之间已缺乏之前的那种交流顺畅。日本更是将隋炀帝“贬低”为日落之国的天子，让后者感到非常没有面子。但日本究竟在哪，皇帝和大臣们还是说不清楚。

倒是日本通过长期和吴越、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已经大体清晰了海岸线框架。这在紧随其后的唐朝就非常明显，足足18次遣唐使，足以将违规东游的鉴真给比下去。当然，无论日本内部的政治生态如何变化，中原王朝对其的态度都没有改变。

遣唐使时代日本对于中原的了解又上一个层次

人为阻隔

白村江之战的首次交锋意义被严重夸大

但也是在唐朝，来自印度的航海技术不断东传，让东海和黄海的阻隔因素小了许多。从此，双方的认知偏差将更多依赖人为曲解和自我封闭。

公元753年，日本使团在长安和唐朝发生外交冲突。此后，唐朝才分多次派遣使臣访日了解情况。但为了顾及皇帝的颜面，使臣大多故意忽视谎报了所见所闻，对日本的自我意识提升也必须隐瞒。但日本方面还是在894年首先诏令废止遣唐使。

唐朝时的长安复原

日本平安京的复原

在此之前，唐朝在半岛的战事中还和来自日本的援军遭遇。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战，至此被很多后来者定义为双方的首次大规模冲突。然而，当时站在唐军对面的主力依然是百济人，日本客军也只是过程中的一个添头。这也就怪不得长安宫廷在很多年里依然保持对东瀛的模糊概念。只知道对方是一个向往和学习唐制的神秘国度，却完全不了解唐制在日本本土的移植失败。类似的趋势在两宋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偶尔抵达的商船没有太多精力搜集情报。何况他们大都还是秘密出海，不可能将知晓的大事主动供出。

至于同时代的日本，也不再觉得有必须交好中原王朝的必要。随着东北亚的渤海国和辽国崛起，日本商人只需要在西部港口或岛屿等候，就可以同来自西北方的商队完成交易。两宋在根本上处于国际物流产业链的下游，根本无力阻挡活跃在北方沿线的贸易获得。其存在感和重要性，在日本人看来也是步入跌停。毕竟，登陆高丽朝鲜就能获得的东西，何须涉险到更远处去取呢？

渤海与辽国都让日本暂时摆脱了中原贸易依赖

忽必烈的元朝出现后，四处扩张的蒙古人开始影响日本。两次东征的彻底失败，逼的他们放弃了宏伟计划。但由此催生的心理阴影，却让日本开始前所未有的提防大陆方向。加上封建制集团的内部洗牌，让东瀛方面对大陆事物的兴趣进一步降低。

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则比蒙古人更无海洋意识，只担心比农民心思活络的商船会危机王朝稳定。因此，远超前人程度的海禁开始被大力奉行，反过来迫使日本人又再次将目光转回大陆。早期倭寇甚至可以得到朝鲜庇护，将劫掠所得带往半岛销赃。中日间的对抗趋势也因此更上一层。若非李氏朝鲜的对日远征和朱棣的对日妥协，类似后来壬辰战争的冲突可能就提前到来。但宁波市舶司的建立和琉球中间人的协助，还是把军事暂时稳定下来。在踉踉跄跄的又苟安100年后，才终于在争贡之役中彻底暴露。朱明王朝的人为阻隔，挡不住浙江和福建沿海商团的开拓。东瀛地方大名的贸易权力，也无法被日渐衰败的天皇或将军所限制。

蒙古两次征日让日本对于外部世界产生抵触情绪

明初的北方倭寇才是真的以日本人居多

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双方的力量对比。明朝在吸纳到美洲白银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依赖日本的银矿。反而因为这种人为形成的无知，被西洋商人钻空子套取黄金。日本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加强，内部洗牌的完成也激增了其深埋多年的扩张欲望。

根据之前对于明朝的衰落情报解读，丰臣秀吉在1592年下令进军朝鲜。明朝则为了保护自己的最重要藩属，派兵越过鸭绿江南下，从而促成双方之间的正式交锋。但引起日本军事技术进步的源泉，其实是西方世界对明朝的最初幻想。而让明朝有能力支撑作战的军费，也有不少是来自日本的贵重金属。

南蛮黑船贸易几乎同时让中日两国受惠

命运的裁决

19世纪初位于长崎出岛的荷兰与清朝商船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明朝和日本实际上都为之付出了代价。丰臣秀吉的幕府瞬间倒台，明朝的帝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压箱底资源。等到清廷坐稳江山，日本也由霸道的德川幕府重新统领。两者都无法彻底封堵对外渠道，却也不约而同的尝试自我封闭。

但即便是中日双双坠入封闭陷阱，在相互认知方面还是存在巨大差距。由荷兰商船从广州带往长崎的信息，很容易被江户时代的学者所获悉。但清廷的文人却不会可能询问大部分外部事情。同时，那些从长崎返回的清朝商船也从未提供过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提升。

日本其实也是五口通商的间接受益国

这种潜移默化的差异，在鸦片战争后还有了进一步升级。由于英国强迫清朝进行五口通商，等于是给日本以更多了解清朝的口岸。慕名而来的下级武士，没有幕府使节的政治包袱，只为寻求解答疑惑的良药。五个口岸的特殊情况，又让他们对东西方技术、经济和粗浅政治有了非常直观的对比。反之，你却很难找到通过来人询问东瀛情况的清朝墨客。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虽然已经有了洋务运动基础，但始终对日本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中。今人喜欢责怪当年那批不成熟的日本先驱是蓄谋已久，却看不到清人在信息汲取和情报搜集方面的拙劣表现。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其说是两国改革尖端的碰撞，不如说是双方基层短板的对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