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东亚风雨飘摇，不仅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东边的近邻日本也困顿不堪。为了救亡图存，日本长州、萨摩两个藩的爱国志士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推翻了僵化的德川幕府。西乡隆盛、坂本龙马、木户孝允等，出身低阶武士的政治家完成了一场伟大变革，史称“明治维新”，后来西乡隆盛却起兵反抗明治政府，背叛了改革，表面上看是一场叛乱，实际上是日本“西化”与“革旧”精神的一次激烈冲突。

改革的民间基础

19世纪的日本下层武士生活很悲惨，虽然他们有固定的俸禄，但金额在不断上涨的物价面前不值一提，甚至有时连这点钱也会被削减，因为武士的主人大名也陷入了财政危机，只能“拖欠工资”。

迫于生计，许多武士放下体面，将花园改成菜园，或直接从事手工业，而那些恪守职责，保持自尊，不愿从商的低阶武士，只能羡慕别人的财富，而自己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悲惨生活。商人阶层虽属于社会的“下层”，却因为职业收入高，过得比武士好多了。社会身份和待遇之间的巨大差距，让武士们内心愤懑，愈加对幕府不满。

除了武士，农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1833年，在天灾人祸的接连打击下，日本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天保大饥馑”，至少数十万人死于饥荒和瘟疫。米商借天灾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政府却放任垄断，与之沆瀣一气。愤怒的人民将矛头指向了无能的德川幕府，在各地组织叛乱。深感危机的幕府虽然试图以“天保改革”回应，但因为积弊日久，收效甚微。看到改革无效，民众进一步失去了对幕府的信心。

西方凭借船坚炮利横行东亚，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踹开了日本国门，一年后与德川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至此，日本维持200多年的锁国政策正式结束。

后来幕府又在列强压力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懦弱的妥协被日本人视为国家的奇耻大辱，重挫了幕府的威望，也使广大国民嗅到了一丝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

内忧与外患接踵而至，德川政权手忙脚乱，既无法处理内部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对抗外来的侵略者。面对山河飘零的现状，日本人强烈希望来一次彻底的改革，一次震惊历史的“改世”。

尊王攘夷与“可好啦！”之乱

位于日本西南的长州、萨摩两藩，民风剽悍，从古至今都是爱闹事的刺头。这里的低阶武士，对幕府与外国人造成的乱局十分不满，因此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群“志士”主张推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幕府，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并驱除外国势力，维持国家主权完整。

他们狂热地执行对西方人的敌视活动，四处破坏外国人的财产，还在1864年策划了一次失败的政变。此举引来了外国的报复与幕府的弹压，但幕府此时早已日薄西山，无力控制因改革成功而日益强大的各地诸侯。

就在幕府试图通过外国协助，建立现代化的军队以自救时，西南二藩也签订了“萨长同盟”约定共同对抗幕府。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日本的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各地都爆发了动乱。

混乱的顶点是1867年名古屋的“可好啦！”之乱，在持续数月的骚乱中，男男女女冲进商人和地主家，抢夺酒和食物，然后在大街上跳舞喝酒。这些百姓因对社会彻底绝望而癫狂，为了抒发情感与希望，他们编了一首歌：

从西方，长州蝴蝶飞进来；

从横滨港，金钱涌出去。

有什么不可以呢？

好啊！这样不好吗？

这样可好啦！

看到整个社会已经忍无可忍，1867年11月，长州、萨摩、土佐、佐贺四藩宣布“大政奉还”，要求幕府将政权交还给天皇，因此与幕府正式爆发了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不过，随着“可好啦”之乱扩散到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失去了组织能力，德川幕府人心尽失，完全无法与西南雄藩一战。

戊辰战争中萨摩藩武士

1868年1月3日，藩兵进入京都，4月幕府的根据地江户投降，改名东京，1869年所有抵抗结束。统治了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正式终结，西南诸藩出身的低阶武士，以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为首的爱国志士成为了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

“西化”还是“革旧”

戊辰战争后，新的当权者明白艰巨的任务才刚开始，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改革才能使日本脱离困境。比如伊藤博文在回忆录中说，他们的目标是“繁荣、力量、文化”并且让日本“在平等的基础上被认可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之一。”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新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改革派大致按照三个步骤进行了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

第一、废除过去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做法，重新将社会分为贵族——华族，士族——高级武士，平民——广大群众，此后又陆续撤销了关于职业与社会关系的诸多限制。

第二、废藩置县，实行中央集权。收回各地大名的权力，改为中央指派专人管理各县，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新军队。削减武士俸禄，剥夺武士带刀的权力，结束了武士作为职业军人的历史任务。

可以看出，以上三条都在学习西方，第一条企图建立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第二条模仿西方列强的政权组织形式；第三条通过建立新军，积极向西方军事系统靠拢。

由于步子迈得太大，这场大规模改革引起了民间一片哗然，除了零星的民变，较严重的叛乱还是由不甘没落的武士发起的。原因显而易见，武士们刚刚帮助新政权打败幕府，一转身就被打翻在地，深感被新政府背叛的武士，纷纷***在了西乡隆盛身旁。

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虽是戊辰战争中的英雄，倒幕派的旗手，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活在过去的老武士，倔强地坚持传统。因此，在跟新政府产生嫌隙后辞官回乡，由于他身上浓重的武士气息，并公开建立武士学校，心怀不满的武士都来投奔他，他俨然成了旧武士的精神领袖。

武士与新军的战斗

大量认为被明治政府背叛的武士围绕在西乡隆盛身旁，这些人撺掇他佣兵起义，最后西乡隆盛不太情愿地在鹿儿岛揭竿而起，反抗自己一手拼杀出来的新政权，这就是1877年的“萨摩之乱”。然而，西乡隆盛率领的武士却不敌由平民组成的现代化新军，最终战败自杀，他的失败是保守势力最后的负隅顽抗，战争的失利也象征着武士时代的正式结束。

西乡隆盛的选择

实事求是地说，明治维新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西化”。很多关键的改革比起模仿西方，更像是急于祛除过时旧制度的权宜之计，维新派为了实施更符合社会经济环境的政策，不得不壮士断腕，革故鼎新。即使是纯西方背景的政权组织形式与经济改革，明治维新也不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根据日本独特的国情，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的操作方式。

西乡隆盛等保守派的不甘与愤怒，相对于“西化”，他们更讨厌“革旧”，他们尊重传统，维护传统，并按照传统生活，而所谓的传统是根植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中的血脉，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放下。但退一步说，如果抱残守缺，认为过去的传统动不得，恐怕当社会危机尾大不掉的时候，传统将在巨大的动荡中完全毁灭。与其最终后悔不迭，不如趁着还能选择，主动改革传统以适应新形势，这样传统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下去。但是保守派的自命不凡阻止了他们接受新事物，傲慢的态度堵住了跟维新派和解的希望。

此外，西乡隆盛之所以抗拒“革旧”，不仅因为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忠诚，还在于他的性格。西乡隆盛曾对坂本龙马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坂本龙马回答：“不是这样的。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

从二人的对话我们能管窥一斑西乡隆盛的性格：坚持、倔强，不肯轻易改变。他自始至终都坚持武士精神，虽然为争取下层武士的权益与地位来回奔走，是一个负责任君子的所为，然而他没有从宏观角度思考日本的前途，在危如累卵的苛刻国际环境下，明治维新是日本难以放弃的的生存道路。不管是“西化”还是“革旧”，本质上是日本的自救行为，西乡隆盛执着于对抗“革旧”，等于对抗改革的浪潮，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

参考资料：《简明日本通史》依田熹家

《日本史》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

《日本史》约翰·W·霍尔（John W Hall）

《明治维新》威廉·G·比斯利（William G Beasley）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