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穗四十七义士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中国史学大家们都说：“崖山之后无中华”，指的是蒙古入主中原，灭亡的不仅是一个中国封建王朝，更主要的是不但灭了人口一半以上的汉民，而且基本消灭了作为中华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亡了之后，中国虽然倡导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乌托邦思想，但整个社会实际盛行的是功利主义和厚黑学文化。这种以追求个人名利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形成，绝非统治阶级或无耻文人的教化，而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民众苟延残喘的求生之道。

日本则继承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形成了以“名、忠、勇、义、礼、诚、克、仁”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和耻文化，在明治维新对西方门户开放之后，不但社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迅速与中国拉开距离。虽然武士道精神一度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但经历二战的沉重历史教训与打击，日本在外力强迫下彻底放弃了军国主义思想，而作为个人修养的武士道精神和耻文化的精髓却得以保留下来，并帮助日本战后迅速从废墟中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科技第一梯队的领头羊之一。

谈到日本的文化，不能不说武士道精神。因为武士道精神一度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所以中国人对此深恶痛绝，除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大众文化传播中是禁绝客观论述的。这给我写作此文带来的极大的困难。但是要了解日本，必先了解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性的影响颇深，今天武士道已经被日本人所扬弃，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

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精神支柱。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中国儒家思想而形成。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为是极为痛苦的切腹自杀来谢罪。浪人就是那些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畏惧死亡的武士。浪人不受社会尊重，犹如孤魂野鬼般苟活。这是日本耻文化的极端表现。

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倡导一些基本的美德：名、忠、勇、义、礼、诚、克、仁。其中排第一位的名，强调一个武士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才能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排名第二的忠，则强调对天皇和主人（上级）无限的忠诚与服从。

其实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善良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统治者用到了歧路上去了，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统治者断章取义，过分突出“勇”和“忠”，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变成了虐杀狂和自虐狂。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赤穗47义士又称47志士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事迹，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日本有一个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忠臣藏》，说的就是47义士的故事。东京泉岳寺有47义士的墓地，赤穗大石神社专门纪念这47位义士。要想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精神或内心世界，就不能不了解“忠臣藏”的故事。

日本德川幕府中期的元禄14年（公元1701年）3月11日，东山天皇准备从京都出发巡幸幕府所在地江户（今东京）。

临行前，东山天皇派了两位敕使和院使诸卿由京都来到江户进行联系接待事宜。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为了欢迎和招待天皇派来的敕使诸卿，特地命令赤穗藩（现在的兵库县赤穗市一带）地方的藩主（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姓浅野，名长矩，朝廷封的官位是内匠头）为“御驰走役”（接待人员）。

考虑到武士出身的浅野对于朝廷的接待礼仪不熟悉，幕府专门派了一位官位比浅野高的礼仪专家（即所谓的“高家”）吉良上野介义央（姓吉良，名义央，朝廷封的官位是上野介）来对他进行指导。

吉良看不起地位比自己低的浅野，而且浅野是一位正直之人，不愿意向这位职务更高的官员行贿，因此吉良不但不帮忙，反而故意教错礼仪让浅野出丑。敕使们到临的时候，浅野丑态百出，闹出许多笑话，因此愧恨交加。

就在仪式的最后一天（农历三月十四日，公历4月21日），两人见面时，因为吉良言语傲慢再一次激怒了浅野。浅野盛怒之下拔出佩刀砍伤了吉良。

砍伤级位高于自己的大臣已是滔天大祸，再加上杀人的地方还是处于幕府军机要地的“松之廊下”（属于机要重地），将军纲吉一听气极败坏，怒不可遏，认为浅野罪大恶极，胆大包天。纲吉对浅野做出切腹谢罪和剥夺领地的严厉处分，并没收家禄。有人为之求情，认为两人相争各有差错，均应自杀谢罪。但纲吉将军排除异议，即命忠臣藏浅野长矩交由“左京大夫”田村执行命他切腹，他的五万三千石地租和一所大宅院全部充公，可是吉良上野介却判无罪。

浅野用完餐之后换好全身白色装束，静坐下来用自己的短刀切腹，连写信给家人都不允许，死时才三十五岁。浅野长矩的遗骸便由他的弟弟浅野大学移往泉岳寺举行葬礼并埋葬。事起春天，樱花絮花絮落满庭苑，在江户的家臣们个个痛惜城主的谢世。

浅野大人当天傍晚自尽，家臣日夜兼程飞奔赤穗藩报讯。听闻城主受到的不公待遇，藩士们群情激昂，纷纷要求给主人报仇，但是，藩中总管大石内藏助良雄（姓大石，名良雄，官位是内藏助）此时却异常地冷静，命令在藩的家臣二百余人总登城，商议对策。很快，他接到浅野大学的书函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于是他代表赤穗藩全面接受了幕府的严厉惩罚，率领所有藩中武士一起成为了衣食无着的浪人，分散到各地，变成没有职业的武士。

虽然表面上非常恭顺，但是以大石为首的一批藩士心中却积聚着极高的复仇愿望。大石内藏助要求和他同生共死的家臣报仇誓约，眼看着自己的藩主大人无端被人羞辱，最后还落得个切腹自尽、领地被收的悲惨处境，同时作为家臣的自己也都沦为了浪人，而所有这些事件的祸首吉良义央却仅仅受到了很轻的处罚而逍遥法外，他们暗暗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复仇组织，并积极谋划，等待时机进行复仇行动。

当时提出“神文誓约”的同志有九十七人，约占全家臣的三分之一，他们都想替主人报仇。大石即命令各人分赴各地求活，以待时机来临。同志中杉野开面馆，胜田卖菜，富森开小店，冈野开米店，矶贝开酒店，用形形色色的行业来隐藏身分。为了掩人耳目，大石良雄四十三岁时，离妻别子，还故意整日沉醉于烟花柳巷，过着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使吉良家放心。

就在人们都已经几乎完全忘掉了赤穗藩的时候，大石良雄们开始准备行动了。在浅野切腹的翌年，大石进了江户城。他先住在平间村，在此他发出了十条指令书，号召分散在日本桥、麴町等处的同志，以他所住的小山屋为中心，每隔数日就来开会。当时提出“誓约”的97个家臣，其中部分已经有了安定的生活，不愿意再冒险，只剩下47人誓死不改其志。赤穗浪士中年纪最小的是大石的儿子大石良金，年纪最大的是间喜光延，时年七十七岁，他带同三个儿子参加。

元禄十六年（1703年）1月30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子时，赤穗浪士集合在林町的掘部安兵卫家，约定在午前四时杀进吉良家。因幕府缉拿，其中1人因行踪可疑被抓捕，未能参加义举。当晚至次日清晨，大石率领着46位赤穗藩浪人武士，分几个突击小队，向江户吉良义央的官邸发起了复仇攻击。赤穗浪人们迅速攻入了吉良家的内庭。在激烈的生死战中，躲藏在台所横向堆放柴火部屋中的吉良上野介，被间十次郎用枪突刺后，由武林唯七斩首，义举成功。整个行动共杀死吉良家武士19人，重伤20多人（含吉良家中反抗的成年男性），无一妇婴被害。赤穗武士中仅4人受轻伤。

大仇得报之后，赤穗武士中的2人以主人家小需要暗中保护为由，悄然离去，其余44名赤穗浪士举著吉良的首级，浩浩荡荡列队走到泉岳寺，将吉良的首级放到井里洗干净后献到浅野的坟上。然后，44人大摇大摆地向幕府自首。

幕府对这一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对于如何处理赤穗浪人，内部也产生了巨大分歧。有人主张赤穗浪人为主君复仇，大义上没有问题，应该予其无罪释放；有的人认为，虽然大义上这些浪人没有过错，但是这次复仇活动毕竟造成了吉良一家的大量伤亡，应该命令大石等人切腹谢罪。前一种观点得到了整个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但是最终幕府还是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命令大石良雄以下44名赤穗切腹自尽。为表示对这些义士的特别尊敬，减轻他们切腹自杀的痛苦，幕府同意在义士们的短刀刚刚接触腹部的瞬间，介错人即可斩下他们的首级，但其中多名义士拒绝这一礼遇，坚持切开整个腹部后再由介错人斩首。

为了平息民愤与谨守敬重切腹自尽武士的传统，“赤穗44义士”的遗骨被统一安葬在了东京的泉岳寺内，最后确认参与起事的“47”义士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瞻仰和祭奠。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吉良家的领地却被幕府没收，家主吉良义央之子吉良义周更是被流放到了边僻的地方。幕府也下令释放事前被发现被捕的那名赤穗义士，同时不再追捕另外逃脱的2人。

为宣传“赤穗四十七义士”，他们的故事被编入历代日本教科书，屡屡被搬上舞台，拍成电影、电视剧和动漫，成为永盛不衰的艺术创作题材，变成了日本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个日本家喻户晓的忠臣藏事件中，日本武士和大众的价值观取向、行为方式，明显与中国人有天壤之别：

第一，浅野受到不公待遇，没有日本人指责幕府纲吉将军处事不公，因为浅野在军机要地伤人确实犯下大错，且将军的命令大家都得服从。

第二，浅野之死，手下武士和家臣们认为不公，选择的不是向幕府讨说法，而是直接向害死主人的小人吉良报仇雪恨。事实上，幕府当初商议对浅野的处理时，将军纲吉就排除了同样对吉良进行处罚的异议，向幕府讨说法既违背了武士道尽忠的道德约束，也不一定能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

第三，最初签约参与复仇行动的97人之中，后来许多人有了安定生活而不想再参与义举，47义士中没有任何人担心泄密而将中途退出者灭口，相反，他们对此表示理解，对退出者不予勉强。

第四，义举当日，义士们杀进吉良家，只是杀死吉良家反抗的武士和男性成员，目标在于杀死吉良这个元凶，而没有伤害吉良家的妇婴们，这与中国历代类似复仇事件中斩草除根的做法大不相同。

第五，义士们私自报仇，犯下死罪，坦然面对死亡的惩罚结果，并以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来成就自己的荣誉，与中国犯下同样罪行的人事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苟活下去的理由完全不同。典型的是前不久发生的张扣扣案件。

第六，幕府对44位义士的处置，考虑到了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杀人者偿命的日本传统，其实并无不妥，因此民众虽然极度失望，但对这个最坏的结果也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并没有举行任何抗议活动。这体现了日本人对法律的敬畏，对权威的尊重。

第七，义士赴死之后，幕府和民众遵循传统，对义士们给予了厚葬和最高的礼遇，并且官方和民间世世代代将他们作为英雄来传颂。官方和民间都不觉得这是对官方的不尊重，因为绝大多数人认同杀人者必须偿命的同时，也赞赏义士们这种无比忠义、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这在习惯于非黑即白的中国人看来是充满矛盾，不可思议的，但日本官方和民间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没有任何矛盾或违和。

第八，幕府最后对吉良家的处置，也符合日本人的传统和武士道，即犯下大错的人必付出代价，除非自己切腹自杀来谢罪，否则就会祸及子孙。这就大大强化了日本的耻文化。这也可以解释，虽然今天日本扬弃了武士道精神，不再主张切腹自杀，也不搞连坐，但仍有一些日本人特别是日本企业家如果犯下损害他人利益的错误，被发现或被人揭露后，往往选择自杀来解脱。

中国社会盛行的以追求个人名利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和厚黑学文化，与日本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以“名、忠、勇、义、礼、诚、克、仁”为核心的武士道和耻文化，到底孰优孰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目前环境下，恕我不敢对此公开评论，但相信每个正直善良之人，内心应当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取舍。